战后清点人员，特务连伤亡20多人。最使我悲痛的是我失去一位贴身号兵周勇，他连20岁还不到。我想敌人善于狙击指挥官，狙击手一定是发现了我、目标对着我的，周勇是替我而死的。以后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非常难过。

　　60年后的某一天，我很意外地收到了从潘裕昆的外孙晏欢那里寄来的一份战绩表，上面还赫然写着“尤广才”的名字。这份《陆军第五十师缅甸西保战役有功官兵勋绩表·附表第八》上，在“功勋事迹”一栏中是这样评价我的：“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于三月十六日攻破敌坚固阵地，一举追敌至数英里，使敌不逞而抵抗。”原来这份战绩表是潘裕昆的女婿、晏欢的父亲晏伟权，为了追踪潘裕昆抗战事迹而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出来的。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历史在一个甲子轮回之后，竟然能发现我这样的下级军官作战英勇的历史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将我们特务连配属到的第二营，营长叫张永龄，我们后来都被送到东北战场，新一军在辽沈战役被稀里糊涂地打垮了，我选择了投诚，他成了战俘。自辽沈战场后，我们便音讯皆无。在晏欢的帮助下，2007年我专程到南宁看望了已经96岁的张永龄，我们一见面便忍不住抱头痛哭。我没想到，在各自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以后，60年后我们竟然还能相见……

　　在打西保的时候，美军还派来一个战地摄影队，一共5人，师部指定与我住在一起。那时白天平静，夜晚枪声大作，摄影队很敬业，哪儿有枪声，他们就赶紧赶过去。我有保护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一动身，我也得派人跟着他们。我与他们住在一起10多天，我会点英语，经常与他们攀谈，相处很融洽。他们离开时，还送了些衣物给我作纪念，现在有时还会想念他们，这也算是中美联军结下的战斗友谊吧。

　　50师在西保住了一段时间，从国内空运大批学生参军。师部成立了学生教导营，大大增强了作战阵容。部队的武器、装备得了充分补充，我们连一下子装备了5辆小汽车，可是部队没有会开车的司机啊，部队挑选有文化的士兵学开车，我学会了开吉普车，感觉好极了。

　　我们在缅甸打了胜仗，国内也受到很大鼓舞，国防部还派来了一支文艺队到师部、团部轮流演出。我记得一个晚上演的是话剧《雷雨》。之前我曾读过曹禺先生的作品，所以多少还能理解一些；当然士兵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没有几个人能欣赏得了。我记得缅甸地方政府也派来文艺队来部队演出，虽然语言不通，但我们还是很有兴致地看完了演出。

　　重生之路

　　打完西保之后，在一次训练中，一个士兵不小心踩上了日军埋下的地雷引起爆炸，当场死伤几名士兵，我受了重伤。卫生队立即用担架把我抬进美军野战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刚开始我还能觉察自己躺在手术台上，但很快就被全身麻醉完全没了知觉。

　　第二天清醒后，医生告诉我：弹片由右肋穿进体内，他们从右下腹切开10厘米，取出弹片，消毒、缝合、包扎等一系列手术处理；右下肢膝关节窝也有弹片穿进。好在这些弹片没有击中脏器要害。

　　清晨一早，医院用救护车把我送进密支那后方医院。那时密支那刚被我们攻占，还来不及建一座综合型的完整医院，所以只能根据伤员的伤情，按轻伤、重伤、截肢等不同类型，分散建立不同类型简易医院。我住的临时医院远离市区，只是临时搭建了几间帐篷，医务人员少，伤员也没有几个。

　　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密支那战地医院都是男性美国人——我后来听说是因为史迪威拒绝中美政府派女性工作人员来印缅战场。所以起初我根本分不出谁是医生、谁是护士、谁是业务人员。这些美国人都表情严肃、不爱讲话。专职给我换药、送内服药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态度非常和蔼，我猜想他应该是位护士，我就用一些简单英语与他交流。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有一次他还拿出妻子的照片给我看，还劝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

　　在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伤很快痊愈。一天早上，我乘坐专供医院运送伤员的飞机，从密支那起飞，飞回50师师部在腊戍的驻地。师长潘裕昆还特地指示副官处处长发给我一份校官伙食，以便早日康复。

　　1945年5月，我们作为最后一批远征军回国，回国的时候，沿途看到的都是激动的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来欢迎归来的抗战英雄，我那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已到达最辉煌的顶端。

　　在南宁待了一段时间，部队又向雷州半岛出发，准备与日军在那里交战。行军到广西贵县时，突然听说日本投降的消息，我长舒一口气，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我终于可以有机会好好孝敬多年未见的老母亲了。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国共和谈成功，可别打了，也不想打了，打了八年抗战，别再中国人跟自己人打。

　　结果后来没谈成，在东北战场，我们稀里糊涂地就被打垮了。思考再三，我选择了投诚，不久，我被安排送往位于抚顺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进行思想改造。在那里，我见到了远征军的很多高级将领，廖耀湘、郑洞国、周福成等，我们的身份都“平等”了。在教导团里，主要让我们这些下级军官学习技术。半年后，教导团几次争取我，要我加入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我拒绝了。我想，我参加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我再参加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我这个人太无价值了。所以我坚持回到地方去。

　　在经过思想改造后，我拿着军管会给的一纸“安顺良民”的鉴定，回到沈阳，并与久别的妻子重逢。1952年，我接到了东北工学院接纳我为正式工的通知。我利用晚上读夜大，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这些基础课我都学了，我似乎觉得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我以为自己真的获得了重生，但我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个错觉。一年后的一天，我接到被学校开除的通知，是“隐瞒历史”。不久，妻子也提出离婚，但离婚申请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那时候，我的女儿还小，我不忍心把孩子抛下，就拉小车、出苦力，给人家东拉西拉。我半夜跑到沈阳联营公司排队蹬车，天一亮就在那等车，帮人家拉货。我记得爬南站的天桥时，爬着爬着就流血，口吐血……难以想象那时生活之艰难。

　　1958年，我到北京学习中医，那时候北京市开始清理“社会渣滓”，“残渣余孽”都要一网打尽。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被抓去送到清河参加劳动教养。

　　我在清河农场一关就是6年，其间，妻子再次提出了离婚，此时，我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左右我的命运。我也不怨她，谁愿意和一个“反革命”生活呢？在农场搞劳动，就是种地开渠筑坝，清河农场那些堤坝都是我们筑起来的；灌溉，在农田种水稻，我会插秧，每天弯着腰插秧，累得要死，大跃进的时候每天挖地都要挖到半夜零点。

　　1965年，劳改结束，我被遣回原籍，开始接受监督改造。这也是我1938年离家逃难后，第一次回到家乡、第一次与母亲见面。没想到时隔20多年后，我竟然以这样一种身份与母亲相见，而她和哥哥也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我觉得此生最对不起的人便是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她便守寡，日本投降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此可以好好孝敬我的老母亲了，可是直到她1968年去世时，我还是一个她不能接受的“反革命”……

　　不久，街道上动员下放，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于是我报了名，一个人插队落户，每天掏大粪、养猪、种棉花，我一人身兼三职，倒也养活了自己。凭借着当年参加远征军时候从美军那里学的英语和自己多年的积累，60多岁时，我在村里当上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我一直住在村里的一间茅草屋里，一住就是20年，直到1980年1月，“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最终摘掉。1988年，我和分隔23年的女儿才第一次见上面。

　　即便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一直坚信，我没有做错什么，作为远征军的一员参加对日作战，是我这一生中最光荣的事。2008年11月，我和另外两位参加过远征军的抗战老兵，来到云南重新回顾滇西战场时，我几次忍不住老泪纵横。庆幸的是，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相信，它不仅仅是我内心深处永不褪色的记忆，也将会是我们这个民族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