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拼命地跑，后面一直有群人追赶他，他跑得喘不过气来……王信书说，一年来，他经常被这样的恶梦惊醒。

　　57岁的王信书是江苏响水县的一名残疾退伍军人，他在1979年那场自卫反击战中受过脑震荡。他经常自豪地对邻里乡亲们说：“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我流血流汗，没有一次流过泪。”

　　2007年底，王信书因为上访被抓进“学习班”学习，从“学习班”逃出来后，他开始了长达8个多月的流亡。

　　王信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8个月来，他不止一次的流泪，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颠簸的生活。

　　上访者被民政局关进了学习班

　　2007年12月24日，因为房改的房屋被原单位响水县糖烟酒公司收走，王信书到南京去上访。他没想到，原本维护自己权益的上访行动让他变成了流亡者。

　　2007年12月29日下午，响水县人民法院法官陈晓军和一名法警找到了王信书，说让他到法院去解决房子问题。

　　王信书说，上车后，他发现车并不是往法院方向开的，他便给老板打电话，告诉了他自己的情况。

　　他被送进了郊外的一个高墙大院里，一名保安搜走了小灵通、通讯录、残疾人证、700元现金，抽走了他身上的腰带。

　　王信书被带进了一个房间，一张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铁门，没窗户，门上有个洞，用来递饭菜。

　　“就是让你写保证书，不要再去上访。”保安告诉他，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王信书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描述了他在学习班被隔离的生活状况，一个人在房子里，上头有两盏日光灯没日没夜地亮着，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样，山芋是两头的老筋，中饭和晚饭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饭，再加点白菜，一天只给一次水。一次，他问保安要水喝，却引来一顿打。有好几次，他一边吃，一边流着眼泪，因为他实在咽不下去。“这些在家里都是给猪吃的！这点饭能保证我不被饿死。”

　　一天被允许上两次厕所，每次都有两个保安紧紧跟着。在大院里还关了两个老太婆，但都不能互相接触。

　　压抑和孤独让人抓狂，他只好在房间里跑步来打发时间。王信书说，“每天至少跑20公里，每跑一公里，我都会刻在白墙上。”

　　他说，他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打击，觉得这日子实在没意思，想过撞墙自杀。

　　回忆起那十天的生活，王信书痛苦地总结说，“一个小时一年”。

　　八个月的流亡生活

　　王信书回忆说，2008年1月7日上午，学习班的负责人杨亚宝把三个人叫到办公室，开始给他们上课，这是关押十天以来的第一堂学习课。在谈话中，他告诫王信书他们不要再上访，要知道国情和法律。

　　“杨亚宝告诉我，交一万元押金，写个保证书保证不上访了，然后算上这边两百元一天的伙食费，就可以走了。”

　　可王信书哭诉说，家里困难，实在没钱。

　　“结果，杨亚宝说，那你就只好继续蹲了，说完就转身走了。”

　　走出办公室，王信书只好回房间，此时，他突然发现两个保安正在给另外两个老太婆开门，他趁机转身假借上厕所绕到厕所边上。

　　厕所后面的墙足足有3米高，刚好有棵松树靠着墙。

　　踩着松树，他顺利翻过了3米高的墙头，一口气跑了两里路，歇了不到半分钟，继续跑。后来他跑得实在没力气了，就躲进草垛里，直到天黑了，他又出来继续跑，跑了几天几夜。

　　王信书说，一路上，他靠打工、乞讨要饭填肚子，要不到饭，就去翻垃圾桶找吃的，有时候到地里挖红薯吃。没住处，只好坐在路边打个盹，有时候和乞丐一起蜷缩在桥底下，等待天亮。

　　不敢给家里打电话，他害怕泄露了行踪被抓回去。“年关的时候，我特别想家，我始终想不明白，到底做错了什么，以前好好的日子怎么一下就没了。”采访中，他的眼角滚下了泪水。

　　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从苏北乞讨到苏南，王信书觉得自己活得像只“惊弓之鸟”。

　　丈夫失踪，妻子再上访

　　2007年12月29日，晚上9点半，姜云久久不见丈夫王信书回来，一家人开始寻找，找遍了所有战友、亲戚的家，都不见踪影。

　　大半夜，姜云找到王信书的单位，这时候老板张兆标才告诉姜云，王信书下午被法院带到“学习班”了。

　　“为了证明王信书确实被法院带走，张兆标还写了证明，可因为害怕又把签名撕掉了。”姜云说，她从张老板那里出来，就去了法院。“

　　结果，法官陈晓军坚决否认王信书曾被他带走。让我去找民政局，响水县民政局也不承认王信书在上访学习班‘学习’。”

　　她去公安局报案，公安拒绝立案，让他们去找信访局。

　　姜云说，她在熟人指点下，终于找到了关押王信书的地方，但保安拒不承认王信书在里面。就在王信书逃走的当天，她再次来到“学习班”，仍然没有得到肯定答复，有一次反而遭到保安的殴打。

　　王信书失踪几天后，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多次联系响水县人民法院和民政局，陈晓军等人均不承认抓走了王信书。

　　一个月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再次联系响水县法院和民政局，陈晓军承认人是他们抓的，但已经送给了民政局，民政局则宣称他们并不是抓王信书，王信书在参加民政局的“上访学习班”教育活动，但他已经逃跑了。

　　王信书逃亡的8个月中，家里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姜云说，她出去的时候经常被人跟踪，家里也时不时被人监视。二女儿原来在当地一家通讯公司工作，因为不能忍受频频骚扰，后来被迫辞职了。王信书的父母见儿子没了，也是整日以泪洗面。为了找到丈夫，她先后3次来到北京上访，南京跑了4趟，盐城和当地相关部门跑了不下几十趟。

　　为了上访，姜云花去了家里1万多元的积蓄，她的体重也从120斤掉到了102斤，但她说她会像秋菊打官司一样给丈夫讨一个说法。

　　姜云说，她曾连续三次来到响水县法院，一位副院长对她不理不睬，最后还说：“我早就跟你们解释没有这个事，如果你们再来就把你们抓起来。”

　　2008年3月18日，姜云到北京上访，当着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面，响水信访局北京办事处的人强行将她塞进了车里。第二天，响水县贸易局开车把姜云带了回去（王信书原来在糖烟酒公司上班，归贸易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