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新闻周刊》2009年3月28日播出“谁向世界说明西藏？”，以下为节目内容。

　　当廉湘民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上个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在北京见慈禧和光绪时是下跪的，外国记者马上给予了否认：“不，他从来没有下跪过！”

　　然而相关档案清楚的说明十三世达赖喇嘛确确实实是跪了的。发生在2008年的这个小事使这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主任感慨：“西方在认识西藏上，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一个话语体系，或者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许许多多是虚假的。”

　　这个参照系一方面来自达赖喇嘛经营多年的自我包装，一方面来自西方人对西藏“香格里拉、世外桃源”般的浪漫想象。2008年“3.14事件”以来，西藏问题骤然升温，西方世界对西藏的各种曲解或者误读使得国人极为震惊。这种情况下，从政府到国民，都开始努力，为了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西藏的前世今生。

　　对外公关：“不得不承认达赖集团做得相当成功”

　　2008年11月底，中央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谈判后，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了达赖进行分裂活动的事实。“逼得我们不得不出来(开发布会)，以前没有出来过，这是第一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告诉《新闻周刊》记者。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藏学家代表团连续出访欧洲，广泛接触社会各界。这种代表团去年一年派出了七八个，而之前每年只有两三个。成规模的官方活动持续到现在。就在本周五，刚刚结束访问美国和加拿大的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接受了中外媒体采访。本次访问中，5位生在西藏、长在西藏的藏族代表，12天时间里行程2万多公里，参加了数十场活动，与美国和加拿大的政界、学界、媒体、旅外侨界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这样的话关于西藏真实信息的传播的面，越来越广了，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廉湘民说。

　　政府之所以采取一系列似乎越来越带有紧迫感行动，达赖集团成功的对外宣传是重要原因之一。

　　多年来，达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精通佛法的活佛，一个和平主义的斗士，再经过西方媒体的报道，许多西方人对达赖的话深信不疑，甚至上升到对其崇拜的高度。“尽管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媒体、政治家、学者批评教皇倒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一句达赖的负面的话。一说达赖，那就是赞美，这是非常奇特的一种现象。”《文汇报》驻法记者郑若麟举了个法国的例子。

　　于是一个强烈的反差出现了。许多西方人先入为主的接受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对西藏宣传的一套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又比较接近西方的那一套价值观念。一旦有来自中国的声音发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他们都先有一种排斥心理，认为是宣传。

　　本周的《新闻周刊》说：“单从公关和宣传的角度来说，不得不承认达赖集团做得相当成功。”直面现实，“我们要智慧地走出去。在宣传上，尽量不露宣传的痕迹。客观的，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不是去教训人的这种口吻。用这种方式，有可能才有效果。”杜永彬说。

　　多维行动

　　“3.14”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郑若麟被一家法国电视台邀请参加嘉宾访谈。这不是郑若麟第一次参加法国电视台的嘉宾访谈，但却是他第一次去谈西藏问题。

　　除了郑若麟，另外的全部四个嘉宾都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一番舌战下来，郑若麟发现他们连几个女孩在骚乱中被活活烧死的事情都不知道，“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就开始来批评中国。”

　　节目播出后，接连几个电视台请他去，就是问他说的这些事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这个过程，郑若麟毫不客气的用“无知”来形容法国人对西藏的了解。“很多人甚至认为西藏在50年代以前是一个民主国家，比西方还要幸福的一个世外桃源……法国人不知道达赖是吃肉的，他们以为达赖就是佛教的代表，其实藏传佛教跟佛教很不一样。法国人也不知道达赖同时也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领袖。”

　　如今一年过去了，在郑若麟看来，法国人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开始有些变化。“法国人一方面对西藏问题产生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同时对他们媒体的报道也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怀疑。”马上又要去参加一个电视台的西藏节目的郑若麟说，“他们需要有一些不同于以往媒体告诉他们的东西，来了解西藏，他们需要从别的途径了解西藏。”另一个方面是，由过去对达赖是没有任何的负面批评，到现在出现了一些批评达赖的报道，批评达赖的声音。

　　郑若麟只是越来越活跃的中国国家形象对外维护的民间人士中的一员。诞生于“3.14事件”以及奥运火炬传递期间西方媒体丑化中国浪潮中的“反CNN”网站，以揭露西方媒体虚假报道、维护中国国家形象为己任，如今已拥有近15万会员，日均发帖5000条。

　　学者们也加入进来。廉湘民的感受就是“前所未有”，他不仅接待了境内媒体采访，也接待了很多境外媒体。除了跟那个《纽约时报》记者讨论“跪不跪”的问题，廉湘民还向对方澄清了藏研中心建西藏文化博物馆的问题。记者当时怀疑建博物馆是为了奥运会，廉湘民说86年藏研中心成立的时候就计划要盖了。“他这些问题也让我感觉，他看中国也是带着一副有色眼镜，本来很自然的事情，就当成了一个作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让他把有色眼镜摘下，带一副平光眼镜，或者不带眼镜来看问题吧。”廉湘民说。

　　杜永彬去年在加拿大学习和考察期间，在课堂上给老师同学们讲解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历史和现实，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的现实是怎么样的。“他们是那种典型的西方课本，把西藏叫成一个国家，有很多藏独思想。”

　　不过杜永彬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学会用英文写作与西藏有关的论文，“用英语来写作，用英语来思维，这样的话才可能使中国学者在西藏问题上在国际上有一些声音吧。”

　　一个漫长的过程

　　过去的一年里，尽管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在郑若麟看来，“还没有个质的变化。原因有两个。一是西方的主流媒体和主流知识界没有变，他们觉得西藏文化要保持下去的话，必须要支持达赖；二是对西方的政界来说，西藏始终是制衡中国的一张牌。”

　　郑若麟认为，只要中国是共产党执政，没有行使西方的民主体制，那么对西方来说，中国就是意识形态的敌人。在这个基础上，达赖是非常稳妥的一张牌，“那么这张牌他是会一直打下去的，只要西方政界这个目标他不改变的话，那么西藏永远会是一个问题。”

　　但达赖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正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事实上，西藏问题只是近一年突然频繁出现在人们视线中。早在“3.14事件”刚刚披露报端之时，就有分析指出“3.14事件”是达赖自知来日无多，自己影响力渐渐下降，藏独目标又迟迟无法实现，遂在奥运前夕进行最后一搏。而中国国力的强大和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升，本身就是制约达赖的重要因素。尤其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你说西方哪个国家愿意为达赖而跟中国对抗？”郑若麟说。

　　中国也在极力鼓励外国人亲自到西藏来走一走，看一看。这同样需要长时间的努力。2007年算是西藏旅游的一个高峰期，即便如此，到西藏进行旅游的外国游客也只有36.5万人次，尚不及中国一个小城市的人口。何况“旅游仅仅是旅游，全世界多少人啊，仅仅36万多一点的人到西藏，而且仅仅由其中的游客去介绍西藏，很难的。”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宏年说。

　　《新闻周刊》主持人白岩松在本周的节目中说：“走出去”才刚刚开始，与达赖集团日益纯熟的国外公关相比，我们还有些生涩，但是毕竟迈出了这一步。而同时，如何更多的请进来其实更是我们的优势，因为真实的西藏就在这里，他比什么语言都更有说服力，这也是达赖集团再纯熟的公关技巧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同时，我们扎扎实实做好西藏与其它藏区的发展和建设，这个课题才不会是个更大的难题。    (中央电视台 新闻周刊 高毅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