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针对金融危机中，美国和中国各自担任的角色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中国是“新美国”和美国是“新中国”的有趣概念，本报译载如下仅供参考。

　　中国是新美国吗

　　：：作者 Ｈａｒｏｌｄ Ｊａｍｅ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学教授） ：：译者 小河

　　在“大萧条”时期（编者注：1929～1933年），国际秩序缺乏领袖，导致衰退特别严重，这种情况跟当前经济危机类似。19世纪金融霸主英国被一战耗尽了财力，而新的主要债权国美国摇身一变为经济强国，但当时尚未接受领袖地位去维持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简单地说，英国无力领导，而美国无心领导。

　　来自“大萧条”的故事与当前有关国际经济领袖的辩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一次美国充当了当初英国的角色——筋疲力尽的债务经济，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坐在了当初美国的位子上。但是，倘若说中国是本世纪的“美国”，它能比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做得更好吗？

　　在当前经济危机时期，资金充裕的中国面临与当年美国同样的两难境地：是帮助解救使我们陷入危机的国家，还是首先追求自己的利益。今天，有越来越多呼声希望中国通过改革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救市一揽子方案做出更多贡献。中国还是2009年仍在增长的少数经济体之一。

　　今天，中国将很容易从其与世界经济的接触中后撤，这存在诸多原因。围绕北京的一些经济理由十分合理：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损失惨重。国内也有许多原因说明为什么中国可能会对开放全球经济保持谨慎。中国的银行体系仍不透明，或许仍不得不处理上世纪90年代遗留下来的一堆问题，特别是大型国有公司造成的呆账。

　　在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国际机构不满，部分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旧霸权国家英国的利益。类似的，在当代背景下，中国担心它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中是否拥有相应的发言权。显然，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影响力，是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真实地位，及其在经济稳定中能扮演的角色不相称的。

　　换言之，世界或许将被要求从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转向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但就如在上世纪30年代一样，这种转变对我们大家来说绝非易事。

　　美国是新中国吗

　　：：作者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ｏｌｓｌａｇ （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译者 小河

　　如果你听过美国财长盖特纳一年前提出的吸收坏账计划，你或许会误以为那些讯息是发自北京的。盖特纳在《华尔街日报》写道，该计划“将使用政府资源……动员来自私有投资者的资本。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齐心合力，在推进公共信任的需要与谨慎使用纳税人钱来加强金融体系之间，达成一种正确的平衡。”

　　对于一个近年来越来越对放松管制感到理所当然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但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经验。在追求国民经济稳定之时，奥巴马政府显然在走向过去20年来中国一直采纳的国家干预，你或许会说华盛顿正在接受“北京共识”。

　　奥巴马经济学不是明显向东看的惟一领域，外交政策紧随其后。根据北京的外交思想，主导对外关系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普世标准。确实，华盛顿正在日益寻求建设服务于国家经济需要的务实联盟。“讨好”中国和海湾国家看起来不那么有害，因为这些国家是美国财政部的主要银行家。在危机时期，来一些现实政治似乎没什么丢脸的。

　　不过，这并不是说“北京共识”能确保一个更稳定的世界秩序。远非如此。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某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削弱务实谈判的余地。并且，正如一些观察家预测的，如果中国在危机过后成为大赢家，用不了多久“零和思维”会再次取代双赢合作（编者注：“零和”是博弈论里的一个概念，意思是双方博弈，一方得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吃亏，一方得益多少，另一方就吃亏多少。之所以称为“零和”，是因为将胜负双方的“得”与“失”相加，总数为零），成为当今世界的秩序。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