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投案自首人员及亲人】

　　投案自首人员钟某的哥哥：这个信来得我确实太感动了，没想到这么点一个事情能惊动一个公安局局长，确实我特别感动，为了这封信，我确实想通了，确实逼他投案自首。

　　逃亡两年后投案自首人员钟某：雷局长给我们家写信，办案民警都叫我回来，我家里都劝，我想回来吧，这个事儿这样怎么弄？

　　逃亡九年后投案自首人员于某的母亲：他走以后，通过雷局长这封信，所长送来了，送来了，我们就给他打电话，他在大北边，给他打电话，他爸就念给他听，说雷局长这封信都怎么写的，他说我一听这封信，脑瓜转变了，想通了，说我就赶紧回去投案自首。

　　逃亡三年后投案自首人员李某：当时也是走了将近两年了，我爸说了一下雷局长当时写的信内容，一部分内容，我想也是，后来我爸说，说你都三十岁了，再在外面待两年，基本上回来想自首都来不及了，什么也来不了，想想是，回来吧。

　　李某的父亲：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说句心里话，就不是一封信就解决了，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跟家属说，我说这是官话，但是我是能认识这个事儿，我说官话也得听。

　　逃亡三年后投案自首人员李某：走两年也是太难受了，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刚走的时候，反正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看到警车就绕着走，走哪儿都是一样，晚上听见警车响，“呼”一下就起来了

　　李某的父亲：看到雷局长第二封信的时候，我确实相信了，我说堂堂的局长不能在这儿说假话，肯定说了这个事儿，就得承担这个责任。

　　逃亡三年后投案自首人员李某：从进公安局大门那一天起，就感觉心里的石头“噗通”一声掉在地下，好了，舒服了。

　　李小萌：最后面这个小伙子很年轻，他都在逃了三年的时间，一封信就把他给叫回来了。

　　雷树青：刚才他父亲讲，好像是两封信吧，第一封信写了以后，可能我们民警去做工作，又把信送到家。第二封信，应该是事隔一年以后，也是在1月10号警营开放日那天，写信是一个辅助的，第二年1月10号，我召集了在逃人员的家属开了个会，就为这个会名叫什么名，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是叫说服会、教育会、座谈会，还是叫什么会，后来我觉得应该叫恳谈会，恳请，就是恳谈，恳谈会。我用公安局自己拍了前不久投案自首的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照片，通过他家属的对白，通过他自己的供述，放给大家看，十几分钟，大家看了以后很震惊，整个会场一点声音都没有，看完之后，我又给他们进行了法律上、政策上的讲解，通过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来教育大家，来说服大家。当我最后讲完的时候，家属们站起来给我鼓掌，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李小萌：另外像120多个投案自首的人当中，有没有直接和您沟通的？您直接做工作，然后他回来了。

　　雷树青：在片中演的那个于某，他就是直接跟我沟通的，我在第一封信里没有留下我的电话，从一个月以后，有人给我打电话以后，我想我的电话很重要，后来我就把我的电话公开了。公开以后，到现在为止大概能有十几个人打电话，一部分有咨询的，于某我印象比较深，他给我打了七次电话，这七次电话应该是反反复复斗争的思想过程。最后一次打电话的时候，说局长我相信你的话，他说这样，我到公安局投案自首，你也不认识我，能不能找一个人来？我说可以，他说我拿一张，就是自己保存的，曾经在大连媒体上，《大连晚报》上登的“局长一封信，18个人投案自首”，就拿那张报纸，完了以后，就像接头似的，到公安局门前，他提到，说我从我藏匿的地方到公安局投案自首过程当中要被你们抓住怎么办？算不算投案自首。说明他思想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也非常复杂，想得非常细，我说只要是你往公安局路上走的过程，如果被抓视为你投案自首。所以他后来到了门口，我请我们的刑警大队的追逃中队的同志去接他，后来按照自首的情节，给他判了三年徒刑。

　　李小萌：逃了九年，其实判了三年。

　　雷树青：他23岁逃亡，32岁回来，逃亡一年期间，妻子和他离婚。

　　李小萌：所以这封信转变的至少是三个方面的人，家属、在逃犯，还有就是办案的民警，以前执法方式不当造成过什么样失误或者是损失吗？

　　雷树青：于某的父亲曾经我在回访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对我的心理震动是很大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知道我儿子在哪里，我曾经告诉过我儿子，你躲，你跑，跑得越远越好，原因是什么？我说总得讲个原因。他说曾经有一年，跑了九年了，曾经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九，也就是三十的前一天，你们的民警到我家来，从正屋、堂屋一直搜到地窖里，上下翻动，包括衣柜什么翻动，那就是工作方式方法上，文明程度上，他就产生了抵触情绪，他说我三十那一天，我这一个年，我的家庭，我的亲朋好友，凡是到我家来的，都没有好心情，没有过好年，我认为这种执法方式，他能对我这样，儿子归案以后能对你好吗，所以你跑得越远越好，九年嘛，后来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以后有了很大的转变，而且他也能把心里话讲给我听，所以我用他的话告诫我们的民警，所以在文明执法上一定要人性化执法，文明执法。

　　李小萌：如果说这个执法理念的转变，我们看到的数字是从每年的10个人后来变成了两年有128个人，其他那种不能那么量化的收获还有什么？

　　雷树青：这里面我可以给你举几个小例子，我们的民警在今年三十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在逃人员回到家里了，民警是抓还是不抓，大家都在思量这个事儿，抓肯定就破坏节日气氛，大家说宁可自己再忍耐一下，得等，所以两个小时，中午，我们农村的习惯，中午吃完年饭，放完鞭以后，我们悄悄地穿着便服进到他的家庭，以他朋友的身份跟他父亲讲，说我是谁的朋友，想约他出去玩一下，犯罪嫌疑人他也不认识是警察，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朋友，也想不起来，悄悄地走到他身边，走到在逃人员的身边就告诉他，我们是警察，请你配合一下，使你家庭能够得到一个，春节过得比较圆满一些，这个人很感激，就跟着出来了，我们的警车停在五百米以外，两个民警给带到警车上，回过头来就带走了。他到了公安机关以后，把自己所犯的罪行全部供述出来了，所以他就感觉警察对我确实是考虑挺周全的。还有给女儿过生日，还有到山上去上坟的，给父亲尽孝上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上山了，我们完全可以在上坟之前就给他抓了，我们等到下山以后，跟家人分散以后我们给他抓了。所以这些事例在瓦房店公安局应该说是很多很多。

　　李小萌：您基本上是坚持一年写一封信，2009年的信打算怎么写？

　　雷树青：我准备以公安局长的身份，以逃犯的朋友身份，给劳改场所写一封信，加强他们的改造、转化，使他能够感觉到法律和政策的一贯性和一致性，不能说到了公安局长好像受蒙骗的感觉，公安局长写封信，或者是做大量工作，我投案自首了，回头到劳改场所他们对我怎么怎么地，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就是在他改造的过程之中，真正能够认罪伏法，这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把他抓起来。

　　李小萌：好，谢谢您。

　　【板块3：今日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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