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两位古希腊思想家的金玉之言，让不囿权威、追求真理的光芒，穿透历史的重重帘幕 ，继续映照着出入学堂的莘莘学子

　　《望东方周刊》记者丁仕松|上海报道

　　1955年5月9日，3岁的华东政法学院，迎来了第一位苏联专家瓦里荷米托夫。在清水墙、红屋顶的英伦建筑“ 格致楼”里，这位苏联专家前后呆了5天，开了5次报告会。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一切国民党时期的“旧法”，转而学习苏联的新法。苏联人的到来，对新组建的华东政法学院 来说，是顶顶重要的事情。

　　一年半以后，第二位苏联专家柯尔金再访华政，参加该校的教学座谈会。如今已退休的老教授陆锦碧，当年还是华东 政法学院的年轻教员，他几乎忘记了苏联专家都讲了些什么，惟一印象深刻的是，柯尔金曾说过：“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越 来越复杂的说法是错误的。”

　　这让青年教师们困惑重重---阶级斗争尖锐化是斯大林说的，难道会错？

　　解放初期，苏联的法律是全世界惟一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法律样板，远比所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优越。像斯大林 理论一样，在当时，这都是不容置疑的。

　　学生多来自工农军

　　在新旧交替的关口，陆锦碧考入了杭州之江大学。一年后，又考上了著名的南京大学。1952年10月，他随南大 法学院并入刚刚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

　　南大的教师和学生心情复杂，留恋与憧憬在心中错杂。

　　10月20日，陆锦碧和南大同学准备赴上海的前夕，南大法学院院长高一涵教授，亲自到成贤街的学生宿舍为他们 打气。他说：“你们走好，我们随后也要到上海来。”

　　在这次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中，法律系和政治系的拆并重整尤甚，全国高校的法律系和政治系，几乎全被归并 在三所政法学院中。

　　华东政法孕育于1952年6月，由复旦、南大等六所高校的法律系，以及四所大学的政治系合组而成，1953年 厦门大学法律系也并入其中。

　　政法学院是个新生儿，“政”在“法”之前，目标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经济建设任务的完成”。

　　陆锦碧本在南京大学政治系就读，院系调整前，法学院政治系、法律系分离，“开的课少数是共同的必修课，多数是 自成体系的”。法律相对独立于政治，在院系调整时，这被看做资产阶级性质，法律不能“超阶级”、“超政治”，政治学被 取消了，只保留了法律系。

　　“开始我们不愿意来，一些在南京生活了很多年的老师也不愿意到上海。”陆锦碧回忆，上海来做思想工作的同志劝 导说，新办的学校很先进，是有产业工人的新型学校。

　　10月21日，南大的学生们背着行囊赶赴华东政法学院，这所崭新的学校在5天后正式挂牌。

　　陆锦碧和他的同学一起参加了首届开学典礼，那天很热闹，还来了很多上级领导。陆锦碧左等右等，却没看到高一涵 院长。

　　南大法学院那边也在着急，教师祝修爵回忆：“过了很久不见动静，我们就派代表去问，领导上说：‘你们还在等呀 ！”老师们开始知道，上海去不成了。”

　　陆锦碧后来知道了原因---南大这些老师是学“旧法”的。

　　旧法，包括国民党时期的一切法律制度，都是学习欧美的资产阶级法律。早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 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中，要求“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 ”。建国后转而学习苏联的无产阶级法律。

　　而解放前设立的法学院，教授多系学“旧法”出身。1952年中共中央曾指示，“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不能继续担任 政法教授”。

　　南大法学院的好几位教师都改行了。法律系主任赵之远被调去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吴学义教授调去华东药学院 图书馆；政治系王明辉去南京师范学院教美术；教《国际关系史》的史国纲，调任江苏省省委参事室。

　　新组建的华政，首先在生源上体现出了先进性。开学初期的统计，学院的982名学生中，只有382人是从各校并 过来的，600人来自工农军，其中399人原是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会政治学习班的学员，140人是华东各县区的妇联主 任和法院审判员、办事员，还有6名华东荣军学院的干部。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的要求，他们都是工农成分，文化程度 相当于初小以上，年龄在25~35岁。其余是华东一级机关在职的科员和办事员。

　　从1952年开始，政法干部培训模式取代了正规大学法学教育，华政的培养目标明确为培养司法、检察、公安、民 政、监察五个政法业务部门的干部。

　　破旧立新

　　与院系调整同步进行的是司法改革。全国留用的6000名司法工作者同样被调出。

　　在疾风骤雨的“司法改革”中，旧法的大厦轰然坍塌，新中国需要到苏联寻找无产阶级法律体系的建造技术，新成立 的政法学院，成为培养新人才的生产线。

　　留学生已派出，在苏联的法律体系尚未学过来之前，授课完全以苏联法律教材为内容，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授课方 式，也无不照搬苏联模式。

　　1953年教育部推出统一法学课程，规定法学院(系)开设的课程包括：苏联国家与法权史、苏联国家法、苏联刑 法、土地法与集体农庄法、人民民主国家法、中国与苏联法院组织法、中国与苏联民事诉讼法、中国与苏联劳动法、中国与苏 联行政法、中国与苏联财政法。

　　政法学院的教师主要由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为骨干，另有一批青年教师，还有被撤学校的部分应届毕业生。陆锦碧19 5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分在“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组，教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程”，简称法理。 继而改教外国法制史。

　　运动来了

　　学习苏联在1954年有了一定的成效。这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步宪法和5部组织法 ，10月开始起草《刑法典》。

　　1955年7月，运动来了。院务委员会决定每周用两个半天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陆锦碧的同事们，几乎都不认识胡风，但在学习材料时还是非常震惊。胡风案发，主要是根据私人信件材料。参加学 习的法学院师生们，都知道1954年刚刚通过的宪法，明确提出了保护通信自由。

　　当时一名教国家法的青年教师柳岚生，被查出买了本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斗》。领导提醒他，路翎是胡风分子， 他看了路翎的书，要检查受到什么不良影响。这名学法律的老师回答说：“书，我是从新华书店买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应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如果有问题，怎会让书出版发行？”面对大惑不解的柳岚生，只好对他进行阶级教育，以促使他认识错 误。

　　“区分敌我”的政治概念渐渐取代了法律观点。法律的阶级性压倒一切，工农干部受到偏爱。

　　当时华政的入学条件是高中或同等学力的学生，学制四年，但毕业后只能当书记员；上海司法学校学生，入学条件是 初中毕业，学制两年，毕业后，却可到法院当审判员，到检察院当检察员。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华东政法学院院长雷经天于1957年5月在一次座谈会上披露的，登在《新民晚报》上。

　　第四法律顾问处律师李国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在法院处理车祸案件时，律师从过失罪辩护，并从因果关系上去分 析被告是否应负刑事罪责，而院长竟对承办人说，管他什么故意过失，什么因果关系，车子碰死人就应该判重刑。”法律判决 书，不外是“根据国家政策法律、按双方具体情况、综合上面事实和理由，判决如下”，“什么政策、什么法令，连法官也不 知道。”

　　办刑事案子不分析犯罪构成，办民事案子不分析法律关系，高等法学院系讲课，不讲真正的法律科学。

　　旧法的砖瓦能否为社会主义大厦所用

　　高校的一些工农老干部教员，文化偏低，理论基础差，政策也不一定讲得好。1957年上半年，一张大字报贴在格 致楼楼梯对面的墙上，那是教师的办公楼，大字报上一名学生痛陈，某老师把李大钊念成了“李大剑”，实在无法忍受。

　　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年轻教员，压力也很大。“解放前，高等学校里根本不用苏联教材。老师必须边教边学。”

　　1954年的暑假，陆锦碧和王召棠、叶孝信、王群、徐轶民几位同事，跑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去备课。当时正由苏 联专家在人大通过翻译传授苏联法学，中国教师当场记录，课后与翻译一起整理笔记，然后向学生授课。“我们没听过苏联专 家的课，人大的张晋藩听过，又和叶孝信是同学，我们赴京的目的就是去抄张晋藩的讲义。”

　　理解不透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并不影响他们坚信“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是人类法学的最高类型”。

　　陆锦碧说，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有个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位老师讲课都说本门学科是最重要的，这不符合逻 辑。这让老师们难以作答，因为学生说的也蛮有道理。

　　1956年，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重要性，各级领导必须改善对他 们的使用和待遇。原来被冷落的法学教授，就此得以归队。

　　华政的教务长徐盼秋当时提出来，请老法学教授在内部讲授刑法课。听课的青年教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干部们也觉 得他很有本事。当年上半年徐盼秋向司法部汇报时提出，“以老干部为骨干的”的办学方针应改成依靠全体教师的努力。组织 上安排，以老干部为组长，另设两个副组长，分别由1名老教授、1名青年教师担任。

　　原来都认为旧法是有毒的，在这一年开始有些变化，法学界组织学者讨论旧法的砖瓦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大厦所用，旧 法人员能不能做出贡献。

　　解放前颇具国际声誉的旧法学家杨兆龙写了《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一文，认为“新的法律局部地吸收旧的或先产 生的法律，是常发生的事实。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后，不可能创出一套形式和内容都是新的法律制度。甚至苏联的法律还有不 少发源于古代的规范”。

　　此文激起一池涟漪，在上海，学界和实务领域多次座谈，褒贬不一。针对杨兆龙特别指出的一些法条没有阶级立场的 “谬论”，潘念之认为，资产阶级在宪法中虽也写上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在实施中总是用其他法令来限制它、取消它。例如 言论出版自由，差不多所有资本主义的法律都有，而真正能在论坛上或报刊上发表自己意见的，除了资本家和其御用政客、学 者外，劳动人民即使用尽力量出一本小小刊物、组织一次集会，也常常被没收、禁止和捣毁。

　　1957年，支持杨兆龙的学者都被打成“右派”，新旧法阶级性也不再争论。第二年，华东政法停办，和复旦的法 律系，上海的历史、经济、哲学研究所组建了上海社科院。

　　1979年，华东政法学院复校。隔断的历史在重新续接。

　　1954年开始起草的《民法典》，三起三落后仍在期待之中。第一次起草在1954年，到1957年因“反右” 运动停止；1962年再捡起，1965年因“文革”再停；1982年又重启，至今仍在准备中。未来的法律精英们，也可 以从各种旧法中汲取营养---《六法全书》如今是华政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

　　2004年，华政新校区启用，建筑沿袭了圣约翰的整体风格，钟楼、清水墙、红砖瓦。在图文信息大楼门口，立的 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雕塑。“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两位古希腊思想家的金玉之言，让不囿权威、追求真理的光芒 ，穿透历史的重重帘幕，继续映照着出入学堂的莘莘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