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童大焕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做客央视经济频道《对话》栏目时透露，新闻出版行业有望对民营资本开放。柳斌杰称 ，2008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预计超过8500亿元，相当于汽车业产值，但还是不满意。他说，美国这一相关的产业叫 “版权产业”，占了国民经济的33%。它是产业里边的第一大，超过了航空、航天、汽车和它的三大出口支柱。柳斌杰署长 介绍，新闻出版行业改革在融资政策上要对大型传媒开辟上市、吸收大型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三个融资通道。

　　柳斌杰署长这个表态，与前些天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直接呼应，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的规划期是两年，它让我们直接听到、感到了新闻出版业改革的脚步声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采取有力措 施，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继 续推动电视台、广播电台、互联网以及报业的改革与发展，到2010年，千人日报拥有量力争达到90份，报纸普及率达到 每户0.3份；保障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 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

　　这让我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 《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等三个文件。文件分别要 求，县(市、区、旗)党委书记、县(市、区、旗)长一般每月安排一天时间接待群众来访，信访问题突出的地方要适当增加 接访次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把干部下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统一组织每年至少一次；排查化解各种可能引发信访问题 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重点是容易引发信访突出问题的重大矛盾纠纷。

　　笔者认为，干部下访、基层领导亲自接访，争取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社会矛盾突显 期”的必要之举。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应急之举。这种应急措施，仍然遵循权力内部运行的逻辑，无法从根本上解 决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接访的主要责任人到县一级，似乎也还存在层级不够的问题。从新近披露的河南灵宝、 内蒙古鄂尔多斯、四川遂宁发帖“诽谤”案，以及此前披露的“十大文字狱案”及贵州瓮安等一系列群体事件上看，很多问题 恰恰发生在公民和县一级政府之间的摩擦上。县一级政权直接面对亿万民众，是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最大摩擦面”，由该级别 的相关官员自己做自己公正的法官，恐怕有些勉为其难。当然，“提级接访”也不现实，不把矛盾切实解决在基层，再庞大的 政府机构都难以应对。

　　因此，不论是从纾解民怨、树立政府威信的角度，还是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抑或是从发展经济、促进第三产业发 展的视角，加强和丰富新闻舆论监督都比领导接访更为根本和重要。这是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外部监督形式，比权力内部监 督更为及时和高效。各大型传媒集团通过吸引各类资本迅速壮大，并以地方版实现报刊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当前改革新闻监督 形式、壮大国内媒体、大幅度提高国民报纸拥有率的最佳途径也是可行路径。以往的报刊都是属地管理，很难对当地公共事务 实施及时、有效的监督，地方媒体的监督职能相当弱化。因为大量报纸无法有效监督与公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社区事务、本 地事务；外地报纸即使有异地批评，往往也是隔山打牛无济于事；高层级的中央级报刊在大规模迈出专门针对具体区域的“地 方版”之路前，任何一个选题和报道都必须考虑全国受众，在全省、全国范围内选择新闻，大量重复性或者不具备特殊性、但 与民众利益攸关的地方事务、社区事务常常被排除在报道之外。因此，不少报刊不受群众欢迎也在情理之中。其结果，是一种 多方俱输的局面：基层政府权力得不到及时有效监督，公信力受到影响；公民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保障，对政府和社会埋藏积 怨；媒体得不到发展壮大；中央权威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巩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便时有发生。

　　通过大型传媒集团的区域战略布局，以地方版的形式实现媒体的地方扩张之路，并实现就地监督，能够有效地突破传 媒属地管理、难以实施监督的单一模式，形成真正的市场化竞争，并在竞争中使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以加强。这种传媒扩张 与强化监督模式，代价最小，成功率最高。根本上，它对中央有利，对重树地方政府威信有利，对传媒业发展和公民权利保障 也都有利。(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