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刘洪波

　　一名韩国艺术家在武汉美术馆创作，将现场烧制的陶瓷碗放在木格墙的格子里，参观者可以用自认为等值的器物将碗 换走。一周以后，有报道说木格里出现了餐巾纸、牙签、口香糖等等，总数有130多件。发布消息的报纸进行了跟踪报道， 连续报道之后，130多件餐巾纸、牙签、口香糖等物品，被市民置换为各种旧玩具乃至个人收藏品。

　　读到餐巾纸换艺术作品的报道，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这取决于每个人的认知。而媒体上实际上出现了两个“调子” 。一个是来自城市管理当局的，认为餐巾纸换艺术碗是对城市形象的破坏；一个是来自媒体自身的，认为餐巾纸换艺术碗是交 换者个人道德内省暂时缺席下的行为。这两个调子显示了立场差异。

　　城市管理当局习惯于将市民个人行为上升为“城市形象”，并且在意市民是否表现出足以修饰出城市美好形象的行为 。今天，“城市形象”的理念应当说铸造得相当成功，它是一个广为接受的概念，成为城市日常管理与整治的概念原点，从控 制乞讨、禁止吐痰到筑造不夜城市等各种活动因此而获得正当性。

　　如果我们同意餐巾纸与艺术碗之间存在不等值交换，自然也会认为这种无人监测状态下的交换得以完成是有伤脸面的 行为。城市管理当局认为这有伤城市的脸面，媒体认为这是道德内省的缺席，也就是认为这是一种有伤个人脸面的行为。就有 伤脸面的判断而言，政府管理当局与媒体是一致的；但媒体仍然显示了一定的独立性，它没有把个人行为上升到城市整体的脸 面，而是呼吁市民个体的道德到场。

　　随着媒体的介入，艺术瓷碗的交换活动出现了一个转变。130多件比餐巾纸贵重的物品替换了餐巾纸，参与这次替 换的市民是基于维护城市的脸面，是基于对某个素不相识的人的道德缺席进行补救，或者是基于对媒体所策动的一个公共事件 积极参与并获得自我的心理满足？这是有趣的问题，无论如何，这个再交换活动使事情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它显出了更多的“ 脸面”，却是一个不自然的附加。

　　政府、媒体和市民都已经出场，但有两个角度一直没有在这个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个角度，是美术馆与这一事 情的相关性；另一个角度，是艺术行为是否需要一次这样的干涉。

　　美术馆是事情出现的场所。武汉美术馆新近开放，这是公共艺术空间，但尚未完成公共化过程，这个地点在市民的活 动地图中并不存在。餐巾纸换艺术碗，可能使得美术馆被市民关注。这是否美术馆方面向媒体提供话题的原因？美术馆方面是 否有操作并通过媒体而改变艺术行为的进程的问题？

　　艺术行为在这样的“事件化”过程中消失。应该说，烧制瓷碗与瓷碗交换，都是艺术行为，而非一次经营活动。既然 如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获取人们在无人监测的情况下将会怎样度量“等值”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无论餐巾纸、牙签还是 口香糖，都是艺术行为的一个真实结果。就艺术行为本身而言，这种人们在商品意义上并不等值的交换，也可以是艺术地再现 人类行为及其心理的一个作品。

　　随着媒体的出现、艺术行为的事件化，公众被调动起来，“城市形象”、“道德内省”等概念开始出现在其中，艺术 行为的自然过程被中断，而形成为一个有其它概念和社会舆论压力参与的过程，因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作品。这个作品是真实的 ，它显示概念加入怎样改变人们的行为；这个作品又是虚假的，它已非人们在无人监测下的自然行为。

　　这个事情被事件化、公共化、概念化，显示了“好心”的存在，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对“好心”的合法利用，包括政府 、媒体、美术馆和市民，而艺术行为的本体位置被忽略了。这件事也显示“商品”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人们的头脑，人们会 为“等值”这个概念而激发一场“城市形象”或者“个人道德”的拯救活动。但是，这也是一个遮蔽真相的活动，使得艺术行 为所试图达到的目的变得虚假。“等值”这个概念在无人状态下将被怎样衡量，被餐巾纸到旧玩具的“好心”的再交换打乱， 何况一个旧玩具例如一只小孩玩的陶猪是否就一定等值于一只艺术瓷碗，也仍然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