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沈双

　　五一小长假回家探亲，本来是为了享受亲情，没曾想内地一片战火硝烟。五一期间电影院上映的两部大片，《南京！ 南京！》、《拉贝日记》都是关于上世纪最残忍的历史事件——南京大屠杀的。电视里热播的也是有关战争年代的电视剧，《 我的团长我的团》和《潜伏》。我先后逛了几家书店，无意中捡来的书居然也和战争有关。宋晓军等人撰写的《中国不高兴》 所倡导的“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一种新时代的战争思维。

　　在飞机上翻看海上性文化专家小白的一篇访谈，其中被问及什么是对待性文化最适当的态度，小白答曰，反讽。反讽 是一个非常英美自由主义的字眼，意思是说对什么都保持一点距离，最好不要跳出来表达明确的态度和观点。小白的意思是说 ，对禁忌固然要采取反讽的态度，对性亦应如此。想起来这战争文化，实际上是最反对反讽的。王晓东在《持剑经商：崛起大 国的制胜之道》中呼吁：“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这是反讽的绝对反面。即便是默默地忏情似的描 写战争的陆川，在作品中也是摒弃反讽的。《南京！南京！》里虚构成分最多的那个唐翻译，本来是很具有“反讽”潜力的一 个角色。他为德国人干事儿，称日本人为“朋友”，保护同时也迫害了一大批中国军人，保护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的女儿和妻妹 。他是最准确地理解了“难民营”这个词的意义的人：难民营就是在两军对垒的情势下为无辜的老百姓提供的一个避难所，而 他就是一个老百姓。但是他也是第一个摧毁这个避难所的人，他的告密将日军引入安全区，使它的中立性不复存在。应该说， 陆川的电影里没有给反讽留有空间，因为情势太对立了，不可能保持距离。不管是日军还是中国人，不卷进去的唯一出路就是 死亡，要么成为烈士，要么自杀，像角川那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潜伏》是战争文化中的另类。它的主角余则成对待战争的态度不能说得上“反讽”，是一 种略带几分无奈，略带几分超脱的复杂态度。余则成因为卧底从一开始就在战争的最外围，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办法显露他的真 实身份的，他甚至怀疑除了自己之外还有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是谁。电视剧刚开始，余就想“自杀”，不是真死，而是借敌我 双方都不知道是谁杀掉汉奸李海丰之后，假装“殉国”，和他的女朋友远走高飞，去过自由的日子。

　　其实我不觉得“反讽”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能够生根开花，这大概是因为我对“反讽”的理解比较 狭隘。我更愿意把这两个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剑桥的知识分子对待现代文明，现代文化的态度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理 解并不意味着其他的文化中没有“反讽”的态度。

　　20世纪初剑桥知识分子提倡“反讽”，恰恰是一种面对战争的反应。战争动摇了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文明的信念 ，他们需要一种新的宗教，一个新的信仰替代物。于是找到了诗，并把诗的原则定义为“反讽”，也就是说既不拥护，也不摒 弃现代机械文明，而是维护自身的原则，属于一种自善其身式的哲学思想。现在看起来这只不过是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现 实的一种被动和理想化的反应。

　　而且“反讽”两个字真的很英国，很冷。或许小白对于性文化的“反讽”态度，来自于上海这个地方某些人对于英国 人格的持久迷恋？恰巧《南京！南京！》里的唐翻译和太太讲的是上海话，或者是带有强烈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坐在我边上的 沪籍朋友诧异地说，为什么发生在南京的故事要讲上海话？我在想，或许“反讽”就是一种上海文化？

　　《潜伏》的热播大概告诉我们除了对于英雄主义的崇拜之外，民间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存在。你说它是“犬儒主义” ，但是不能否认，它实际上有原则，有信仰；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它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现在全部关于战争的叙事都不是在 讲历史，而是在讲当下。我觉得，《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如果对当下的流行文化进行一个认真的解读，而不是从一个未经考 察的结论出发，他们对于“中国”以及“高兴”的答案都会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