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杨吉

　　酝酿了许久，吴晓波最终还是放弃了写一部近现代企业家列传的念头。在《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 8》大获成功之后，吴晓波选择了撰写《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如果说，《激荡三十年》是在描述中 国企业家光荣与梦想的三十年，那《跌荡一百年》则是在记录起伏不断、饱受挫折、艰难前行的中国近代商业史。吴晓波希望 通过这样的全景式叙述，还原、分析与辩驳出断裂和被遗忘的历史，为当代中国企业家具有的精神气质和成长基因提供某种合 理性解释，当然，也包括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

　　令吴晓波感到几分苍凉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企业家一方面在中国所有大的社会变革中，都起到不可忽视的 作用，例如，无论是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还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甚至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开放，“几 乎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正史里，这群人总是未被像样地纳入历史记录者的视野，就像费 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的：“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 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耶鲁大学 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他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从1600年写到 1989年，整整390年，就是只字不提企业家。可有可无、若隐若现，中国的企业家们似乎成了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

　　《跌荡一百年》所呈现的近代中国企业家生存状态是尴尬和悲哀的，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终归是个配角，物质上的富 有并未给他们带来起码的安全感。更进一步说，尽管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不比任何一个革命者淡薄，但却从来都不是游戏规 则的制定者，在一个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的动荡世纪里，他们注定要一次次遭遇时代的暗伤。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正是 这种独有的成长经验或多或少塑造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生存智慧，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即使从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来看， 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很多企业家仍无师自通地走进成长逻辑的怪圈之中。对于这个怪圈，吴晓波曾在《激荡三十 年》中提到过，他认为，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以及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 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这三个命题仍然在困扰着这个国家，使得中国的企业难以健康生长。

　　自吴晓波投入“企业史”的研究以来，他一直试图能完整、独立地讲述这个国家的商业进程和给予中国企业家应有的 身份地位、历史评价。从早前的《大败局》和《大败局2》，到最近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吴晓波已然透露出 他的抱负和雄心。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当记者问他对于历史人物的清晰认知与定性，一言难尽、殊非易举，那么在写作《跌荡 一百年》时又如何体现对于商业人物的“全面”评价与“公允”判定，他回答道，作为一个书写者和记录者，他一定要是一个 旁观者。吴晓波的“旁观者”说得益于他所敬佩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旁观者》中的一段话，“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我终于发现我不属于那一群人”。心怀中正，从容平和，方能处于商业核心而凭海临风、波澜不惊，吴晓波要做的就是像德鲁 克那样，在一百多年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中国企业发展进程中重现发现历史，以及从历史中找到用于当今的借鉴。

　　吴晓波在书中提到了沃尔特·李普曼。他是美国史上最伟大的专栏作家，其一生为世人贡献了2万多篇专栏文章，被 公认为当时的意见领袖。在那个时代，李普曼的文章和牛奶一样，成为美国民众每天早上的必需品。吴晓波对李普曼推崇备至 ，事实上，他现在所做的也正是当年李普曼做过的那样，以新闻工作者独有的敏锐和洞察，以还原事实、揭示真相为己任，去 寻求中国商业递进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