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不能取代书的阅读，网络和书的交互运用就像是新型交通工具与步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撰稿·何映宇(记者)

　　郝明义坐在轮椅上，面对记者和内地闻风而来的粉丝笑容满面。

　　他称自己是个“大块头”，大块头有大智慧，郝明义的智慧体现在他妙手策划的图书总能在台湾创造销售奇迹。漫画 书《脑筋急转弯》系列共售出600万册，《EQ》一书狂销70万册，在台湾引进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卡尔维诺作品 ，挖掘和包装蔡志忠、几米、朱德庸等本土漫画家，使得本土漫画和绘本得以与日本漫画相抗衡……他的每一次出手都在台湾 出版史上成为里程碑式的大手笔。

　　他笑言自己很幸运，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累到脊椎变形？

　　现在的郝明义，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会常住北京，密切关注着内地出版界的动态，却迟迟按兵不动，让人觉得，他的 笑容中，总有一些诸葛亮似的深藏莫测。

　　这一次，携其新书《越读者》，郝明义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出现在济南书市上。这本原本写给台湾读者的书记录了郝明 义这么多年来对于阅读和出版的种种心得，堪称台湾出版界的“葵花宝典”，想来对于内地的出版界也是不无裨益，不知道有 心者是否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策划畅销书的蛛丝马迹，偷学得一招半式，可以独孤求败？

　　“这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越读者时代。”在《越读者》的封底，郝明义信心满满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面对网络 时代的冲击，身罹小儿麻痹症，脊椎严重变形，身残志坚的他向人们展示了，阅读和思考，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阅读，这么有趣的事，再晚开始也不迟。”在郝明义的心中，阅读，永远是——越读越美丽。

　　出版：这是他排斥过的工作

　　《新民周刊》：因为小儿麻痹，行动不便管理，家长、亲友常常会对您说，最好是做一些静态性的工作，比如写文章 ，做出版。听说一开始你出于逆反心理，说什么也不愿意做出版，后来为什么还是进入了出版业呢？

　　郝明义：我得了小儿麻痹，很小，一岁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就得了这个病。在韩国，华侨很少，华人在当地本来就是 弱势群体。而我的身体又出了问题，父母当然会特别担心。他们看我小学、中学时写作还不错，他们觉得我将来读书的话，读 个文科，做个作家或者进入出版业可能比较适合我。正好我那时候开始进入青春叛逆期，就想为什么我一定要进入这种静态的 工作？虽然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但是我很早就知道将来不要做什么。

　　可是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马上面临现实的压力。那是1978年，也正是台湾贸易经济准备起飞的时候，大家对于 国际贸易相关科系的毕业生的需求很大，很多公司都很急切地要我去面试，可是我去了之后他们才发现我拄着拐杖是个残疾人 ，他们的态度立马变了，说：“你等通知吧。”一等却杳无音信。

　　没有办法，我只好和几个朋友开了个公司。在没有任何经验背景的情况下，我们的经商第一仗一败涂地，公司3个月 不到就关门大吉。关门以后，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有人说，我们去跑一下单帮好了。跑单帮又失败，在这个状况下，他 们说要不留在韩国算了？先当个老师，有稳定的工作，慢慢再还债。我想既然要走这条路的话，当年又何必来台湾读书？所以 我当时就把韩国的居留权都放弃了，断了自己的念头，回到台湾。当然这次回台湾和4年前不太一样，4年前有很多理想，而 现在则背负着一屁股债，前途茫然。不过我运气很好，我住的地方的二房东说他认识一个出版社的老板，他们公司还蛮需要英 文翻译的，问我要不要去试试看。结果就又走上了当年一直排斥的工作。

　　《新民周刊》：身体的原因，在您进入出版业后，是否还是给您造成了一些工作上的困扰？

　　郝明义：倒没有。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看，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我母亲在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去世了，在她去世 之前，我母亲是我的保护伞，把我保护得非常好，但在她去世之后——保护伞撤掉之后——我就得自己面对这个世界。可是我 运气很好，我有一群同龄的朋友。真正意义上同龄的朋友是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有的，之前我比较害羞，她把我照顾得无微 不至，我爸爸每天到外面工作，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可是母亲一去世，我的身边只剩下一些朋友，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 把我身体上的不便视作他们的不便。

　　原来还是你最好！

　　《新民周刊》：1988年，您出任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在时报任职的8年时间，每年出版新书品种最高达600 种，1996年年初当选金石堂“台湾出版界风云人物”，但为何又辞职离开？

　　郝明义：我差不多做了8年之后，转头去经营一家漫画专卖店，最后经营不善倒闭了，当然经营者就要承担一些责任 。再加上公司大了之后，一旦出状况，内部就变得很复杂。所以我就觉得，还不如离开的好。我离开的时候，送了他们一本畅 销书叫《EQ》，很多人事后碰到我都怕我伤心，我3月31日离开时报，4月1日《EQ》上市，结果这本书在台湾非常畅 销，他们说你岂非将一个这么美好的果实留给了别人？其实我非常高兴，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难道不好吗？

　　《新民周刊》：NEXT系列，其中《EQ》一书创下70万册以上的销售奇迹，在台湾几万册就算畅销书了，当时 您是怎么想到策划这套书的？

　　郝明义：1990年，我们开始策划NEXT系列。跟大陆也有关系。我1989年第一次来大陆，之后我大概每3 个月就会来一次北京、上海。台湾当时李登辉和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很厉害，越来越公开化。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当时不像现 在，内地电视和报纸上没有台湾的新闻，网络也不发达，所以来北京的那一个星期，就不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回去的时候在 香港转机，翻了半天香港报纸也没看到什么台湾的新闻，可是我一下飞机，发现台湾还是吵得热火朝天啊。这就给我一个很大 的感触，在台湾炒得火热的东西过了一个海峡，人家都不怎么注意，你原来以为是天大的事情，人家只当个芝麻点的小事。而 且，那一年(1990年)也是“Windows3.1”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微软刚刚开始占据IT市场的时候，我觉得世 界的变化太快，而我又不指望电视和报纸做太多东西。报纸和电视在我的认知里是大众媒体，大众媒体爱炒热闹。出版是所谓 的小众媒体，我想该提醒一下台湾的读者，在大家炒得那么热的时候，你空间上的邻居、你周边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在时 间上，也要提醒大家一下，炒得再热，也会有过去的时候。那过去之后，下一步是什么？空间上和时间上的下一步Next是 什么？它就成为我们的关注点。

　　《新民周刊》：在台湾您首先打破出版《资本论》之禁忌，当时是否也要冒一些政治上的风险？

　　郝明义：《资本论》的出版应该就在“Next”系列差不多的时间。“Next”基本上是向前看的著作，而《资 本论》则是向后看的代表，它是“近代思想图书馆”系列中的一本书。我们希望把台湾过去一段时间里，因为政治的禁忌大家 没法阅读的东西都把它出版，第一个当然想到《资本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符号！多么大的禁忌！现在终于可以在台湾出版 。我们用的是中央马列编译局的版本。正式出版的时候，也有一些有关部门来表达关心，我们的老板也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出 这个书？说你责任自负。我当时也有心理准备，如果影响到公司，我会负责。

　　《新民周刊》：您在台湾出版几米、朱德庸、郑问等人的绘本的时候，他们在台湾已经崭露头角还是默默无闻？

　　郝明义：在我给他出书之前，几米就是一个很红的作家。他在另外两家出版公司也出过书，但是我们是用完全不同的 方法来做他。他后来来找我，我们就有了合作，我只是又继续做了一些包装和推销的工作而已。

　　网络时代的阅读

　　《新民周刊》：2001年，您创立NetandBooks(网络与书)，开始探究网络时代新的阅读机会与方法 。您对网络时代的出版前景怎么看？

　　郝明义：2001年，我在网络与书出的第一本书《阅读的风貌》中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现在这本《越读者》的基 础，整本《越读者》就是从这篇文章扩展来的。我在那篇文章中就说明，接下来的阅读，必须是NetandBooks。每 一次阅读就是一次旅行，作者会带领你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去经历一种境界。这种旅行，在网络没有出现之前，就像汽车、飞 机这样的新式交通工具没有出现一样，步行(或者马车)是最重要的旅行方式，非常缓慢。我们要在书店里找一本书都不知道 它给放在什么地方，有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有那样一本书存在。网络出现就像汽车飞机发明了，通过搜索引擎，即使你连名字 都记不全，你也可在弹指间就能知道这本书的讯息，这当然会节省我们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但问题在于，你乘汽车飞机到了一个目的地，你自然还是要下来，不能说永远在汽车飞机上，就看你要下来多久。我 们跟旅行团的一大痛苦就是往往是到此一游，如果我们到了一个目的地，也只是满足于走马观花，就像满足于搜索引擎的搜索 ，这肯定是不行的，有时候更需要认真的研究。所以网络不能取代书的阅读，网络和书的交互运用就像是新型交通工具与步行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而且，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要真正地学会运用网络，也要对网络的性能有更深的了解。现在的网络时代，外语成 了基本的配备。网络时代之前，你有再多的外语能力，也供养不起你的外语能力的使用——除非你以这为职业。订一份《纽约 时报》多么昂贵！你会法语、意大利语又怎样？要订一份《费加罗报》根本就订不到。网络时代如果你只能在中文世界里搜索 ，那太浪费网络这个宝库了，外语能力至少要有两种以上，这样才能把网络的性能发挥出来。还有的年轻人，只会在网上打游 戏，这就好像你有一辆好车，却只会开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一样，浪费了这么好的工具。

　　《新民周刊》：网络时代，对于台湾的纸质出版有怎样的冲击？

　　郝明义：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好。网络时代现在还只是新石器时代，刚刚起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