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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疆:大将军的最后一场硬仗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14日10:08  南方人物周刊

  高先生说,化疗那段日子,有时要躺在床上把四肢往外张开,这是“基督教文明”的展现,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时则 须把手脚紧紧并拢,这是“埃及文明”的身体语言,变成木乃伊了

  特约撰稿 马家辉 发自香港

  去年农历大年初一,大约下午3点多,我从香港打电话到台北向高先生和高太太拜年。“高大哥,新年好!祝你身体 健康,万事如意!”我照例说。

  电话那头,高信疆先生频说谢谢,笑得很开心,但敏感的我依然察觉到笑声已经不如去年开朗。

  “还好吧?”我问。“在北京一切顺利吗?”

  高先生近年主要居住在北京,到了年节时当然回家,但此前两个月我们在北京见过面,那时候他说过身体有点不太舒 服,已经减少喝酒了,可是仍然抽烟。他有太多朋友,来自两岸三地四面八方,几乎从早到晚都有人前来找他吃饭聊天,向来 好客的他不愁寂寞,但亦为此付出精力和时间。有好几次,他对我感叹有点吃不消,故每隔一阵便把手机关掉数天,算是“闭 关静养”。

  “这几个礼拜在北京没有胃口,吃不下饭,勉强吃下去便想吐,瘦了许多。”他在电话里说,过完年,一定要去检查 了。

  高先生的癌症就是这次检查发现的。过年后两个月,我打电话到台北跟他聊天,他把病发始末像说故事般对我说得清 楚,边说边笑,很能从中寻得乐趣。他显然是爱说故事也爱听故事的人,喜的悲的,别人的自己的,都爱。

  如果我没记错,高先生是这样说这个故事的:过年时他与李敖吃饭,李先生见他剧瘦却仍未到医院检查,调侃道:“ 你的文化意识是21世纪的,但你的健康意识仍然停留在18世纪,太可笑了。”言毕掏出手机打电话到和信医院找相熟的医 生朋友,立即安排高先生前往检查,并且代付10万元体检费用,作为送给高先生的“过年礼物”。

  检查结果:末期大肠癌,癌细胞已扩散到肝。

  往下便是化疗程序了。

  大约每隔三四个礼拜,我会打电话给高先生,听他边笑边说“治疗故事”。真的是边笑边说,电话里的声音没有太多 伤感,反而像在写他昔日鼓吹的“报道文学”般用尽各式细致词汇描述过程细节。例如他说,化疗就像战争,先是空袭,派飞 机从高空投下炸弹,把癌细胞轰个头昏脑胀;然后是抢滩登陆,派战车和军队攻上滩头,建立阵地,跟癌细胞面对面地作战; 再来是巷战,士兵在大楼和小巷之间不断搜索,务求把敌人杀光,不放过半个。记得20多年前读过一篇谈论高先生传媒生涯 的杂志文章,标题似是《失掉了战场的将军》,当时我对高先生的事业波折颇有感慨,然而20多年后的此时此刻,我却感觉 ,跟此前相比,抗癌之役才是他这位大将军必须面对的最严峻的战争。这是场大硬仗,他不能不冷静应战。

  高先生足够冷静,而且乐观,他甚至自豪于能够经常把医护人员逗笑。他说化疗那段日子,有时候要躺在床上把四肢 往外张开,这是“基督教文明”的具体展现,有如上了十字架;有时候则须把手脚紧紧并拢方便移动病床,这是“埃及文明” 的身体语言,他变成木乃伊了。高先生用如同小孩子被老师称赞时的语气得意地说,医护人员极欣赏他的幽默感。

  他就是这么懂得悠然自处的人。他当然有发火的时候,也有抑闷的时刻,但不管顺境逆境,他都为自己在心底竖起一 把理想标尺,努力朝此迈去,然后替自己打分数。有一次跟他谈及“性格决定命运”之类话题,高先生说,“不,家辉,对普 通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能是对的,但对我们这类人应该是‘理想决定命运’,我们相信的、我们信仰的,我们就去做, 义无反顾。”

  以他长居北京的8年为例。到过高先生家的人都知道,他屋内堆满书籍和影碟。他为大陆和台北的一些企业做顾问工 作,绝不吃老本,而是不断汲取新知识和新理念,把别人托付到他手上的“案子”做到最好。而在此8年中,高先生也培养了 一个新习惯:陪太太朗读《圣经》。高太太柯元馨乃虔诚教徒,高先生虽未全心地投入信仰,但在太太的劝告和要求下,依然 每天3次——早中晚——通过北京和台北之间的长途电话陪她读经。有一晚在北京,我和高先生喝酒到10点半,他瞄一眼手 表,道,“要回家了,元馨在等我电话。”我随高先生回家,坐在书桌前,亲眼看他拿着电话筒一句句颂读经文,并夹杂呼喊 “阿门!”和“感谢主!”,声调如此温柔。

  待他挂上电话,我问道,“你是不信神的,这样读经会不会觉得很不自在?”

  “没办法,你爱一个人,便也要爱她选择的事情。”高先生合上《圣经》,点燃香烟,在烟雾里缓缓地、认真地说。 “而且读经久了,我也找到一些趣味,经文里有许多历史和神话,给我许多启发。”

  高先生对太太总是“元馨”前“元馨”后的,病前如此,病时更甚。他第一阶段化疗颇为顺利,癌细胞有明显消退迹 象,各种健康指数亦渐渐好转,故他对治疗充满信心。有一回他还笑道,有一位同龄朋友去探望他,拍了照,仅看照片,还以 为对方才是病人。然而进入第二阶段化疗,不知何故形势逆转,癌细胞急速“反攻”,令他全身尤其是右肩疼痛无比,惟有依 靠注射吗啡镇住;大将军有逐渐败退之颓势。

  去年12月我到台北看望高先生。他躺在和信医院急诊室病床上,头发已掉光了,但笑容仍是开朗的,细述治疗转折 过程,仍像说着传奇的“报道文学”,直至说到肉体之痛,高先生忽然眼睛泛红,“每当痛到受不了,我便回忆跟元馨的约会 过程:去哪里看的第一场电影,第一次在哪间餐厅吃饭,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接吻……想到这些,身体便舒服得多。

  高太太坐在病床旁边,听着,笑着,偶尔说一句,“感谢主。”

  今年5月1日,是高先生和太太首度约会的“43周年纪念”,高太太记得,高先生也没有忘记。因此,那天高太太 特地买了个蛋糕到医院606号病房庆祝。尽管高先生已经处于半昏半醒之间,没法进食了,但醒来之际见到蛋糕,他仍然精 神一振,轻声说了一句,“好漂亮。”

  43年前的5月1日,高先生约柯元馨同游新店碧潭,事前说好了还有其他朋友,但高先生暗中嘱咐朋友们提早一天 出发,好有机会跟柯元馨独处。柯元馨问他,“咦,其他人呢?”高先生回答,“他们昨天已经来过了,今天就只有你和我。 ”为应付这场约会,高先生典当了一条衭子,换来15元钱。他把钱都花在跟柯元馨吃饭、吃西瓜、买雨伞上面了,而后来, 有了一个家庭。今年2月中旬,高先生受洗,成为教徒。站在病床边,高太太谈起此事,一直眯起眼睛,笑。

  我是5月2日早上从香港飞往台北探望高先生的。他仍然处于半昏半醒状态,昏睡时眼睛半闭,对外界似乎已无知觉 ,但偶尔醒来,半张着眼睛,嘴唇抖动,仿佛想说些什么。教会弟兄姐妹来看他,高先生说了一句“对不起”,他的二儿子高 英轩解释,父亲定是歉疚于没能以最得体的仪容招呼访客;高先生还勉力抬起左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头皮——他忘记了发已掉 光,那只是习惯性的梳发动作,他向来要求自己以最佳的姿势面对别人。

  张大春也来了,他踏进病房时高先生睡了,不久突然转醒,肯定是看见了我们,眼神忽然变得激动,同时把双手伸向 前。我和大春赶紧握住他的手掌,他亦用力握了一下,是的,确是用力,那已是他能使出的最大和最后的力气了。

  下午4点多我向昏睡中的高先生道别,没料到他竟有反应,睁大眼睛,轻动嘴唇,说了一声,“你来了?”我和高先 生对看了5分钟,他显然很想说话,嘴唇一直在动,但发不出声音,良久才说出一声“谢谢”。

  我用力握着他的手,回道,“高公,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啊。”

  5月5日,我早已回到香港,晚上11点43分,手机响起,我没接到。稍后查听录音留言,是高太太的声音:“信 疆已经在9点24分安息了。”

  高先生的“元馨”替他向人间宣布战事终结,大将军从此离开战场,不必再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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