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猪流感，令香港顿时风声鹤唳，特区政府亦丝毫不敢怠慢，不但严阵以待，更在本地发现第一位来自墨西哥的感 染者之后，立即施以严厉手段，隔离了这位游客曾经住宿过的整座酒店，包括里面的全部住客和员工。

　　经历过2003年非典型肺炎肆虐的惨痛教训后，香港市民早变成惊弓之鸟，所以对政府手段如此严厉，仍普遍理解 。

　　但也有批评，说酒店员工及旅客近300人，无论是否曾与该墨西哥患者接触，一律被隔离7日，过于严苛；更有人 质疑，如果感染个案陆续增加，甚至发生在国金中心、政府总部这类政治、经济、金融中枢，依循同样严苛的隔离标准，是否 会严重打击香港，甚至使其瘫痪；也有人提出，猪流感离开了墨西哥之后，杀伤力根本与普通流感无异，不必采取这么严厉的 手段。

　　总的来说，这次的各种批评集中于香港政府是否反应过度，以及这是否只是一场“政治秀”，表演重于实质，政治公 关压倒公共卫生。

　　但特区政府执着到底，宁可做过头，也不愿授人松懈废弛之类的话柄。

　　政府反应强烈，市民草木皆兵，当然有一定理由，包括官员常挂在口边的：此乃新病毒，我们仍未掌握其杀伤力的详 尽数据，人体也没有产生免疫力。有很多人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次猪流感拿来相提并论，说造成死亡人数估计 有2000万到1亿人(不同估计差异相当大)，比起“一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大得多。

　　但我们必须记住，“一战”时的医学和公众卫生水平，与如今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那时甚至连抗生素也还没有发明， 再加上当时化学战、毒气战大行其道，令人们的呼吸系统饱受摧残，这些才是蒙难者众的主要原因。

　　其实，除了1918年那一次之外，33年前猪流感也曾重临人间，我认为那次对今天的参考意义更大，毕竟时间以 及各种客观环境如公共卫生之类与今天的情况更为接近。

　　当时美国总统福特处理猪流感的始末，在今年第18期的《南方人物周刊》已有记述，在此不赘。简单来说，就是当 时福特政府过度反应，仓促决定，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实行规模空前的人人防疫注射计划，而猪流感却始终没有大规模暴发， 结果防疫注射所引发的并发症和死亡，比起猪流感本身的杀伤力更大。

　　当时一位新闻工作者PatrickDiJusto便写道：“政府一直惧怕猪流感带来的公众恐慌，但如今他们真 正惧怕的，却是流感防疫注射所带来的公众恐慌。”

　　这就提醒我们，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时防疫所造成的恐慌，比起疫情本身所引发的担忧，可能更加骇人。在疫情 中，应该小心避免过度紧张和歇斯底里。在危机中，领导固然要果断，在第一时间反应，正如本专栏以前提过的一样；但也要 小心反应过度，因为决策一经作出，便难以逆转。对此如何拿捏分寸、取得平衡，对政治领袖来说是一重大挑战。

　　人们究竟能从这场1976年的猪流感风波中吸取到什么公共管理的教训呢？

　　福特政府处理猪流感已经成为公共行政学里的经典案例，并曾被收入《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PublicA dministration:ConceptsandCases)这本公共行政学“天书”里。(请大家小心，我手上有 这本书的第4和第6版，却发现这个案例只被收录进第4版中，换句话说修订时已被抽走，有兴趣翻阅的读者不得不察。)

　　后来，当事人、事发时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负责人DavidSencer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反省，题为《19 76年猪流感防疫注射计划的反思》(Reflectionsonthe1976SwineFluVaccinatio nProgram)，文章可在疾控中心以下网址找到：

　　www.cdc.gov/ncidod/eid/vol12no01/05-1007.htm

　　在文中，他暗批福特当时太受传媒、舆论和政治考虑左右，草率地作出一个本来更应从医疗专业角度出发的公共卫生 决策。他引述1976年秋天进行的一项医学界内部调查“DelphiExerciseofSchoenbaum”，大 部分医疗专家认为，最理想的防疫计划应集中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实行，因为他们在流感中最易受感染。Sencer甚 至认为福特在最初高姿态处理疫情，如大张旗鼓召开会议、会见记者，或者以总统之尊亲自接受防疫注射，有关照片在全国流 通等，都助长了舆论中的民粹主义，让政治侵入了公共卫生的专业领域，是一个错误。

　　究竟在一场疫情危机中，政治与医学专业考虑，应该如何取得平衡？政府的反应应当多从医学专业角度出发，还是应 该多响应民情多考虑政治效果？政府在提高公众对公共卫生的警惕之余，又如何让人们不致变得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这些都 是“九七”以来，从禽流感，到非典型肺炎，再到这次的猪流感，对政府提出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挑战。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自猪流感暴发以来，对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旅客不问情由的隔离措施，以及 引发的外交风波，就如香港隔离整座酒店的做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