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沈嘉禄

　　坐公交车，见一妇女气喘吁吁跳上车，别人刷卡或投币，她径直往车厢里猛挤。司机喊住她买票，她理直气壮地说： “我是上访人员。”

　　上访人员就不买票啦？法律没有这个规定啊。那位自称上访人员的妇女说：“我上访，政府给我吃盒饭，喝矿泉水， 孵空调，都是免费的。我刚从政府那里回来，还属于上访过程中，买什么票啊。”

　　一车厢的乘客哄笑起来，“你上访，是公民的权利，别跟公交公司过不去啊。公交公司没欠你什么吧，你不买票，企 业就少收入两元钱。”

　　她说：“公交公司也是国家的，反正这钱都由国家出嘛。”

　　这位妇女始终不肯掏钱，最后还是一位乘客替她扔了两枚硬币。

　　如果说这两元钱也应该计入维稳成本的话，这笔费用由另一位公民承担了。虽然出资人是自愿的，但在法理上造成了 一个小小的不公平。当然，不肯买票的上访公民不会认识这一点。她可能还不知道公交公司实际上是一家享受政府补贴的企业 。在她的习惯思维中，公交公司是国家的，上访的费用由国家承担，所以她这趟旅途可以继续享受免费。

　　据我了解，在上访人员中，持这种思维的不在少数。长期来政府和企业习惯于大包大揽，政府管计划经济包括市政建 设，企业管员工考勤、评级加薪，甚至员工谈恋爱、闹离婚都要出面吹哨子。所以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后，一些通过正常法律渠 道可以解决的矛盾，都往一个口子奔去，形成壅塞和迟滞。当然也应正视的是，弱势群体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效果常令人 绝望。最近，在一些案件中，律师常常被临阵更换，让人颇感蹊跷。

　　在上访人员中流传着的不二法门居然是：只有事情闹大了，才有可能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才能解决得快一点，公平 一点。但是每一次法外解决、特殊处理，更加烘托出正常渠道的不畅通，把当事人或者受害人引到法外解决、特殊处理之途， 也更进一步推高维稳成本。如果由此形成处置群体事件的惯例，则国家基本制度被冷落，最终失去公信力。

　　我知道有一个上访人员，姑且称他为阿三吧(我绝对没有贬意，因为现实中他的名字更加不雅)，在老城区改造中成 了钉子户，后来发展为关汉卿笔下“铜豌豆”似的上访人员，经过四年愚公移山般的努力，总算得到了他认为“比较合算”的 赔偿。新居在浦东康桥，可是他还是三天两头荣归故里，因为老家这一带有更多的上访人员等待他的“法律援助”。阿三的法 律知识和“实战经验”在四年中得到充分积累，他甚至争取到境外媒体的关注与报道，他的手机里居然还存有十几个外国记者 的信息。

　　有一区政府官员告诉我，区财政用于维稳的费用竟然占到政府开支的大头，并且以两位数递增，这让初闻者一惊。另 一个被默认的事实是，区政府贷款的额度不断增加，隐性债务近年来一直困扰着地方官员。

　　在某区一个街道，旧区改造消息透露后，上访人员一下子激增，成为“全市之最”。为维稳计，干部们疲于奔命。一 位干部跟我计算过，去年“摆平”进京上访人员的维稳费用人均18000元。一般而言，至少两位干部北上劝回一名上访人 员，其间发生的费用包括往返车票和住宿费，上访人员天冷了要添件把衣服，想吃顿烤鸭、再爬爬长城等要求，一般也予满足 。如此这般，维稳支出能不高吗？

　　在社会快速转型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朝着更深层次演进的过程中，社会资源与成果分配的不公平，以及有关部门应对 措施失当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政府财力，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 高的维稳成本。所谓的“天价维稳成本”由此产生，成为财政的沉重包袱，最终要分摊到每个纳税人的头上，而纳税人对这笔 费用的用度，知之甚少，更遑论考量它的轻重缓急。那么，在公民合法合情诉求的同时，有关部门更应注意的是进一步加强基 本制度建设和正常运转。如果光靠事发后媒体信息的及时发布，虽然对权力有所监督，对社会进步勉力推动，但仍不能遏止维 稳成本持续攀升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