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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追忆任继愈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13日23:30   CCTV《新闻会客厅》

  CCTV《新闻会客厅》7月13日节目专访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和季羡林第一代弟子张保胜,以下为节目实录:

  追忆任继愈—专访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

  张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会客厅》。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特别送别两位老人,纪念两位刚刚离去的老人,这两位老人用他们一生的言行教给人们如何作学问,如何做人,这两位老人是在7月11号同一天去世的,他们的离去被人们誉为是中国人文学术界的一场地震。两位老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山东人,年龄相仿,都在北大工作过,学问上都是学贯中西,享誉中外,人品上都是德高望重,让人高山仰止,这两位老人就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还有任继愈先生。今天我们将请进两位嘉宾来聊一聊两位老人的人品和学问,我们首先请进的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詹福瑞,来聊一聊任继愈老先生的做人和作学问,欢迎您詹馆长,欢迎您张教授。

  短片:今天,同北京大学一样,国家图书馆也充满了哀伤,国家图书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的灵堂,就设在这里,接受公众吊唁。也是在7月11日,季羡林老先生离开前四小时,国学大师任继愈老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93岁。

  任继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任继愈主持筹建了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并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任继愈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视野观察宗教问题的先河。就在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提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这一理论的提出,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基贡献。

  1987年,71岁的任继愈,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在担任馆长的18里,他领导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编撰了107卷,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

  1992年我国开始编纂《中华大典》,任继愈担任《中华大典》编撰委员会主任。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当时,任老已经76岁了。

  任继愈为人低调,尽管其学术成果对当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却坚持不出自己的全集,也拒绝学生们为他出纪念文集,如今,任老离去,他的诸多事迹才通过朋友和晚辈们的讲述,呈现在公众面前。

  张羽:在几年前当时任老编《中华大典》的时候,这个《中华大典》相当于古时的四库全书。

  詹福瑞:它是一个类书,《中华大典》类书相当于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属于类书的性质,它就是按照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地理等各个分卷,把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分类进行编辑。

  张羽:几年前当时任老作为《中华大典》的主编的时候我专门去采访过他,当时跟任老聊天,我特别惊讶,任老当时已经九十多了,他说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他说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他说这个习惯坚持了几十年没改变,晚上很早休息,从来没有应酬,很少应酬,除非必要的公事,几乎不出去应酬,每天从早上四点到七点之前上班,做文字校对工作,资料查找,当时我就问任老,我说您不觉得枯燥吗,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他说不枯燥,做学问就得这样。

  詹福瑞:他真是一个青灯黄卷的这样一种学者,他也在跟我讲,确实年轻的时候他就养成这样一种习惯,晚上九点就休息,早上四点就起来,他认为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古代阴阳的生物钟,工作一直应该是从他到住院之前都保持一定的工作时间,保证他的工作时间,而且他有三不主义,就是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一直在坚持。他过生日的时候,他九十寿辰的时候,我们想给他过生日,他从来就不让我们去过,他一直在说,能不能改革一下,生日就不要过了,我说九十岁,这么大的一个寿辰,我们是不是不过生日,给你开一个学术思想研讨会,他坚决反对。

  张羽:我知道很多学者都追求著作等身,最后能有一个集大成的全集,为什么任老不出全集?

  詹福瑞:他不出全集有他自己说的理由,说别人的全集我都不看,因为全集里边把精华也收进去了,不是精华的也收进去了,所以说他主张还是不要出全集。当他病重的时候我也在考虑我们馆能不能给他编全集,后来我们考虑,还是要尊重任老的意愿。

  张羽:听说在他病重的时候您去看他,任老神志不清的时候还在跟您提图书馆的工作?

  詹福瑞:他病重期间如果没有外出,我几乎没周都要去见一次,一开始他住院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活动,他自己在屋里还要散步,还仍然谈笑风生,还是很幽默,还跟我们讲很多故事,讲他过去的故事,还讲工作。最后实际上在他昏迷的时候,他经常说的就是开会,要上班,要看书,还是这些。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出差之前,那也是我回来了,他就不能再说话了,他跟我谈的是什么?说国家馆的定位问题,他就说梁启超那时候做馆长,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定位,它应该是一个研究型的图书馆,他这是给我们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一再交代这个事情,跟我讲了三遍讲这个事情。

  张羽:我想您每周去看一次病重的任老,可能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了吧?

  詹福瑞:我应该说还是有思想准备了,尤其是到后来我看他在病床上,我就觉得,我们也做了预案,但是他去世以后我还是感到很突然,还是感到他走得太匆忙,因为他毕竟还有这么多工作要做。

  张羽:在日常跟任老工作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让您特别触动的事情?

  詹福瑞:就是他从来是不关心自己,从来是关心别人,从来是为别人去想,这一点是我一再说,我说仁义之人爱儒也,每次我去看他,每次见面都说你怎么又来了呢,你工作那么忙,你在开会,不要老看我,我们应该是工作,但是现在你们工作,我现在给你们造成负担了,他是这样的,他总是考虑别人,而不是考虑自己,最给我感动的就是他作为一个90多岁的老人,对年轻人这种保护、呵护。去年我曾经在10月份住院,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他打听我住在哪儿,非得要去,我说千万不能来,他来了我受不了,我实在受不起,我承受不了,他九十多岁了,但是他最后还是去了,那天我在病床上我看到任先生出现,我就激动得受不了,我真是哭了,我说任先生你来我实在受不了,我承受不了这种感情。

  张羽:确实是,像我跟任老就是因为采访一次接触,在采访过程当中按理说我一是个记者,也是一个很小的小辈了,请教编辑《中华大典》的事情,任老讲的时候,每到需要查找资料的时候,会总旁边拿出一个资料,很认真地去查找,最后送给我一本他的老子研究那本书,专门写上张羽先生雅正,作为我们,可能这种大师他这种风范,他这种内心的修养一贯是这样的。

  詹福瑞:我觉得任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他是很纯粹的,一个很纯粹的人,我一再感觉到他也是应该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过所长,宗教所的所长,哲学所的所长,然后到国家图书馆做了18年的馆长,18年馆长以后2005年又做名誉馆长,他对官场这一块应该说也有所了解,但是他没有被这个风气所感染,他仍然保存一个学者这种纯粹,这点太不容易了。

  张羽:在7月11号这一天,走了两位学术泰斗,这两位老人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作学问都说一定要干坐冷板凳,坐不得冷板凳,就作不得这样的学问。

  詹福瑞:任先生他是一个很有使命感,很有高度的研究自觉型的这样一种学者,他知道我做这个工作是为了什么,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声名来做这个学术研究,完全是为了一种社会责任,一种历史感。

  张羽:尤其他晚年做的这些籍典汇编,其实他完全可以自己作学问。

  詹福瑞:对,他本来他说自己要写一部哲学史,他一再强调,晚年还在跟我说,自己要写一个哪怕薄一点的,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但是他说我不能做,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文献的整理工作,给后人打基础,他曾经预测过,我记得好像在媒体上也报道过,他曾预测说我们文化发展的高峰期、鼎盛期会在20年以后要出现的,他说我们这一辈人做什么呢?那就做文献的整理工作,为这一个高峰打基础,所以说他做《中华大藏经》的编写,从南到北进行调研,摸清家底,究竟存世有多少,以赵层经藏作为底本,校了六种版本,整理了中华大藏典,这样为佛教信仰者提供了阅读的基础,基础文献,同时他也说为这些研究者也提供了可信的文献,他就是很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张羽:您说起这个一下让我想起,当时我采访到最后我问过他,我说任老,您还想做什么,他说我做完这个《中华大典》之后我想编写中国哲学史,当时任老已经九十岁了,我说任老,您今年已经九十岁了,您还有精力去完成那个设想吗,那时候他认为没问题,他是一个对人生很乐观的人,他说没问题,他说我编完这个大典,我还可以再写中国哲学史,在今天看来真是太遗憾了。

  詹福瑞:他曾经说过,他说我是想活到96岁就可以了。

  张羽:对,他有计划表。

  詹福瑞:他跟我说,他说给我96岁这样的寿命就可以了,因为什么?他说的时候,正好是《中华大藏经》续编刚开始的时候,他计算这个《中华大藏经》用三年的时间把它完成,那就是从他93岁到96岁把它完成,所以说他的去世我觉得是个很大的损失。

  张羽:确实我想起当时在采访他编纂《中华大典》的过程当中,他专门跟我讲,有分类主编,他告诉我这个主编多大年纪,德高望重,这个主编可能四十出头,但是在这方面很有见地,所以就选择他作为主编。

  詹福瑞:对,他对于人才主要还是看重他的一种能力,看重他的能力,在《中华大典》里边有很多分卷的主编,都是中青年的学者在担当。目的也很清楚,就想要培养一代人。我记得他在1979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中国哲学的三十年,他谈当时1979年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说人才短缺,太短缺了,他说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史这些文献,40岁以下的人读懂它的都已经很少了,更何况整理、训诂、注释就更少了,所以说他说急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做整理工作,吸收这些年轻人进来,目的也是很清楚,就是要培养一批年轻的学者。

  张羽:任老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詹福瑞:作学、治学和做人,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做人,要做一个有自己的信心、信念的人,这是对我影响很大。另外要做一个陈度的人,不做一个浮躁的人。张羽:好,谢谢您张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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