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讲任何意识形态，也不要强调什么儒家，而要讲共享价值。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

　　本刊记者黄广明 实习记者翁倩 发自广州

　　7月11日，周六，上午9点半刚过，盛夏的室温已飙升至35度，广州科技图书馆一楼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这 里是每周一期的公众论坛，由《南方都市报》承办。今天的演讲人是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 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近年来，郑永年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 。“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都对郑永年有如是评价。

　　1962年，郑永年生于浙江余姚农村，和千千万万60后一样，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

　　“那时很苦，但我后来想，如果没有小时候在农村的辛苦生活，对于社会现实，我可能没有这么深的感触。”

　　1981年高考，看到考分远远超出预期，郑永年在志愿表上填报了北京大学。由于郑永年英语考得不错，符合国际 政治系的要求，招生办一通电话打来公社找到他的老师，问他愿不愿意去国际政治系就读。

　　当时的他，完全不知国际政治系要学些什么，就答应了。就这样拿着简单的行李，懵懵懂懂地离开了封闭的小山村。

　　初到北京，看到城市考进来的大学生“唱歌跳舞什么都会”，郑永年一度并不自信。他看到了与家乡完全不同的两个 世界，学校里有如此丰富的藏书！他掉进了文学的陷阱里，开始了大量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图书馆常常找不到座位，大家 读书都读到开心得不得了。”那个时期的他，沉浸在文学世界里，对社会、国家，对个体的看法尚未形成。

　　80年代的大学生，寒暑假有很多机会参加社会实践，“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例如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宝鸡下面的 农村等，大部分都是去农村实习。”郑永年发现，所谓的教科书，与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对于政治学、社会学这类学科来说 ，比起读书，某种程度上，观察更重要。

　　改变发生在他读研究生时。1985年，本科毕业的郑永年获得了推免的资格，开始读研。“读研之后，我不再是文 学青年。突然不喜欢文学书籍了，转而开始喜欢一些理论著作，我开始了理论研究。本科的时候一直在读书，研究生阶段，参 加公共活动的时间多一些，我开始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对国家对改革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那时我已经开始翻译一些西 方的书，当时中国缺少这样的人。我在翻译中接触了一些西方的理念。”

　　毕业后，郑永年选择了留校任教，“原因很简单，还是因为喜欢读书。”1990年，执教两年之后，他拿到美国普 林斯顿全额助学金，踏上了彼时盛行的“留学号”。

　　从东方到西方，从小山村到世界顶尖学府，郑永年对东西教育的最大感触，是东西方所持方法论的不同。“西方教人 去想，中国教人去接受别人的想法。所以中国的大学在创造力上比不过人家。”

　　在普林斯顿待了5年，拿到政治科学硕士与博士之后，郑永年又去哈佛攻读博士后。去哈佛的初衷，是源于国外从9 0年代起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郑永年发现这种论调没有任何坚实的理论和学术基础。他决定用研究成果和西方 学者进行理论。

　　完成学业后，郑永年接受邀请，加入了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这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智库，定期向新加坡政府，尤其是 李光耀办公室提供分析研究报告。2005年，诺丁汉大学成立一个中国政治研究所，邀请他过去担任研究主任。2008年 他又回到了新加坡任教。

　　除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身份，郑永年的名字被中国读者熟悉，还因为他的专栏。从1997年到2006年，他为香港 《信报》写作专栏，写了整整10年；2004年起，他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以批判者的眼光看待种种当今 现实。他批评教育制度、分析农民工问题、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倡导宪政改革等，清醒又理性的文字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 甚至专门有读者在网上给他建了“郑永年粉丝俱乐部”。

　　他笑称“最大的爱好是写专栏”，而且，是标题中往往少不了“中国”两个字的专栏。 “可是我不算一个专栏作家 ，只是一个业余的专栏作家。我的专栏，写的都是我的研究内容。正因为我了解中国，我想得更多的就是如何去改进它。知识 分子不应只是教书育人，更应该关心后人，关心公共问题。”

　　他很强调专栏的文字要深入浅出。“讲一个东西，如果自己讲出来别人都听不懂，只能证明自己还没研究透，没想清 楚。”他的思考也是无时不在的。“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喜欢跑跑步。边跑边想问题。说起来，很多专栏文章，都是我在跑步 时想出来的。”

　　郑永年学术的价值，在于他的独立而深入，因为这个过人之处，中国政府中的某些高层官员都时常让他作幕僚参考， 甚至请他写演说辞，但还是因为这个特性，他写出的东西往往又为某些官员所不喜。

　　他的忧虑溢于言表。他说中国是现在唯一一个周边被核武国家环绕的大国，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以及国际形象不容 乐观；中国的海权被压缩得非常厉害；中国周边国家能源丰富，但却不愿与中国分享，中国只能舍近求远，到非洲开发，而中 国却没有一个像样的非洲问题专家，很多非洲国家都政局不稳，谁考量过其中的风险？

　　他面容清俊，典型的学者样貌。依然保留着江浙口音，较少的额发。讲到激动处，他身体前倾，捋捋袖子，带着些许 孩童的执拗。

　　问他多长时间回一次国，他说是一周一次。

　　中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人物周刊：您之前在文章里提到过“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郑永年：我说中国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是说中国还没有整合起来，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 态应是这样，首先基本的公民权人人享有，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农民工。第二，基本的整合一定要有。光靠一个强制性的政策 那是不行的。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不同，传统国家“统而不制”，就像梁启超所说，中国人传统上只有皇帝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 。现代国家要把自己的人都管起来。所以，现代国家需要两方面，一方面是任何公民都必须享受基本公民权，不管其宗教、民 族等等的背景如何，另一方面是所有人要有国家意识。

　　人物周刊：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形象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和号召力，中国现在有它的核心价值观吗？

　　郑永年：目前还没有形成这样一整套核心价值，主要是因为没有提炼出来。

　　人物周刊：根据历史和现实设计，中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郑永年：多讲共享价值。“共享”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这有着深 厚的历史传统。人本主义是中国各民族唯一能够共享的。即使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归根到底还是人本。

　　人物周刊：现在政府所倡导的“和谐”，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吗？

　　郑永年：“和谐”只是一种追求的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还是需要人本。和谐不是一个价值观，和谐是个结果。人 本主义的政策可以最终达到和谐。

　　人物周刊：仅仅“人本主义”就够了吗？

　　郑永年：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人，是人本身的价值。虽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对人的理解有不同，但互相尊重，尊重彼此 的文化、宗教、信仰，应该成为共识。

　　人物周刊：现在说到中国向世界传输“核心价值观”，这个话题目前还有些奢侈。

　　郑永年：还没有成功怎么传输？即使成功了也不能去推行，不能走美国的道路。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但美 国到处去推行民主和自由，都是失败的，例如到阿富汗、到伊拉克去建立民主。当自己的价值观要强加给别人，是注定要失败 的。

　　人物周刊：那对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这种独裁政权，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施加影响比较好呢？

　　郑永年：像萨达姆这样的独裁政权，它们有它们的发展逻辑，它们是按照它们自己的文化逻辑在前进。一定要把自己 的制度强加给别人是不好的。就像中国不愿意西方把价值观强加到自己头上一样。美国现在妖魔化这些国家，用美国的标准判 断伊拉克的事物，大家都能感觉到这是不行的。

　　例如萨达姆，他是他所在的文化的产物，如果他不行了，他的文化会把他赶下台，这是一样的。他们的人民从来就没 有停止过斗争。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可以做的，是通过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互相影响。如果是搞“颜色革命”，那就没道理 了，效果也非常差。

　　人物周刊：“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郑永年：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是有中国的问题，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中国应该做的， 就是尽量提供让西方人理解的信息。就像一个人，不能老是说，你不理解我。不理解我，为什么不想做更多的事情让别人理解 呢？信息越公开，人家就越能理解你。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说明有些政府部门还不够自信呢？

　　郑永年：的确不够自信。西方人如果批评一下中国，中国一定要回应。有些事情为什么不能笑一下就算了呢？没有必 要事无巨细都斤斤计较。

　　实现领导潜能要看领导机制的建设

　　人物周刊：那目前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到底应该怎么定位呢？

　　郑永年：中国有关方面对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并不很清楚。但从客观的情况看，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国际 舞台上，中国会面临的情况是：具有国际责任，但没有国际领导权。

　　人物周刊：“国际责任”具体是指什么？

　　郑永年：例如为联合国提供维和力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服务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服务 。

　　人物周刊：您认为中国要当世界的领导者，还需要哪些素质？

　　郑永年：主要是领导能力和领导机制。随着内部的发展，中国逐渐地拥有了领导潜能，但如何实现领导潜能就要看领 导机制的建设。你有出海的潜能，但只有当你造出了大船之后，你才能实现你的出海能力。

　　人物周刊：东亚国家和欧盟一样，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却为什么无法像欧盟那样建立起一个一体化的紧密关系，却矛 盾丛生？

　　郑永年：世界上现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北美模式。这是一种等级模式。一个国家最大，周围的国家依附于它；二 是西欧模式，比较平等，主要是英法德那些大国；东亚模式是第三种模式，东亚经济整合的程度并不比欧洲少，不比北美少， 只是政治整合困难一点。政治要不要整合，也是可以再讨论的。不是说一定要同欧洲比较，欧洲政治的整合也比较困难。不说 东亚，就是中国，省与省之间的整合都很差劲，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是企业间的竞争，也是地方 政府的竞争所驱动的。

　　如何学习新加坡

　　人物周刊：您倡导中国学习新加坡，可是新加坡是个小国家，中国是个大国。

　　郑永年：世界上管理不好的大部分都是小国家。小国家不好管理，只要犯一两个大错误，国家就没有了。大国家承受 问题的能力比小国家强。所谓的失败国家都是小国家，例如洪都拉斯。学，不是描红、不是复制，是要学精神。

　　人物周刊：那中国应该具体学习新加坡什么呢？

　　郑永年：中国官员谈学习新加坡，我总觉得他们对新加坡的理解还是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经验方面，例如“公积金制度 ”、“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中国高层一些领 导对新加坡感兴趣的实际上是政治方面的经验，这可能是谈论政治问题比较敏感的缘故吧。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涉及到的很 多方面的新加坡经验是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不理解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的制度是如何而来的。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为权威主义体系，这点与中国很相似，权力很集中。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权力集中 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说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人们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 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再者， 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就是说，在新加坡，权力是集中的，但掌权者并没有浪费任何权力， 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就是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

　　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人物周刊：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如何保证领导者是忠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

　　郑永年：人民行动党培养党的干部的方式与中共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 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内部培养党的 人才，基本上都是那些官僚型官员。官僚化严重也使得其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因为官僚化，政党 对社会的开放性就不足。

　　新加坡就不是这样，尽管它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 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 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 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 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这就解决了很多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一 些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 会开放。

　　(感谢何雪峰、陈美媛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