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袁岳

　　鲁育宗的《大学梦寻——1977—2009中国大学实录》把我的思绪带回了我持续近30年与大学打交道的生涯 ，让我自己对于似在昨日的大学生活的场景以及与大学生活关联的社会场景感受得历历在目。这本书记载的标志性人物、事件 的绝大多数是我亲自经历过的，实际我也有一本花了多年的心血写成的关于8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著作手稿《忤孽》在手，两 相对照，生出许多惺惺相惜之心。

　　在我看来，鲁育宗所记述的32年大学史可以换另外一种方法来编年分类：以1977-1979年的新三届生为“ 文革”后一代(“文革”十年人才的积存迸发)，以1980-1989年的80年代大学生为后理想化一代(最后一代有远 大社会理想者)，以1990-1999为世俗一代(静默而寻求个人实际出路者)，以2000-2007为单纯一代(富 有多元信息与个性化视角的独生世代首代学生)，以2008年向后为新熟一代(具有拟成人化特征的独生世代二代)。尽管 这些不同代际的大学生本身是次第到来的，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今天恰好已经差不多进入到五代大学生共同在社会上话事的 时代，而恰恰是这样的代际大学生文化结构直接推动和建构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化特性。

　　我发现今天人们越来越容易贬低恢复高考以来的高等教育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今天高等教育体制的某些 弊端与问题的意见与情绪遮蔽了高等教育本身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进展的支持意义与价值。好像我们的大学教育只是可有可无的 ，更甚至把我们过往以来的大学教育看成主要在误人子弟，耽误事功的。我想这样一种基本认识不只是不公的，更是缺乏历史 观的。《大学梦寻》一书能让我们回顾大学在过去32年走过的足迹，看到大学在中国社会进步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与我们 很多国人的妄自菲薄有点不一样，像考夫曼、托夫勒这样的西方观察大家却对于西方教育体制提出批评并对于中国教育体制谨 慎推崇。

　　我想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就能理解高等教育的体制与模式及其产成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历史条件的产物，任何 简单的评价与全盘否定就会显得比较轻浮。如果我们很多人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成就感到骄傲的话，那么这种骄傲是不能抹杀高 等教育的特殊功劳的：其一，这一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不断扩展教育内容、范围与细化学科建设，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各类专业 知识与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比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人的知识范围正因为这样的扩展而得以直接受益。其二， 中国大学不是在传承多少我们的历史，而是在过往32年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知识融合的作用，中国文化强盛时代的开放与兼 容的特性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学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我们对于包括日本、苏联、欧洲、美国等各方面的知识采取了兼容并蓄 的政策，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某些开始看起来像别人而最终谁也不像的有一定独特性的知识体系。其三，中国大学校园扮 演了社会文化引擎、改革倡议、核心人才供应与培育的作用，我们从《大学梦寻》这本书里面就可以看到这32年的高等教育 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多少有声有色的人才。

　　但是同样站在大学史的角度，我们也不难看出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大学管理机制的演化落后于社会文化的进化，大学 教育效能与社会期待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很多人会越来越不满意大学管理的计划化与科层化模式，对于显然具有很强的围墙 效应的教学模式的评价也高不到哪去，在今天已经到了独生子女社会化知识比较欠缺的新熟一代，我们的这种围墙化教育已经 非但不能匡济这方面的不足，还在继续加剧这方面的问题。二是大规模扩招没有抓住职业化需求的关键，没有及时发育出满足 考生与家长的文凭期待与满足职场的技能期待的平衡化教育体制，扩招成本与人才产出效应的不成比例当然会受到人才市场的 压力。三是在前两者效应之下，大学校园所担当的社会新文化引擎的作用衰弱，大学生在社会化、文化性、时尚性等多方面的 带领与标杆作用甚至不如中学生群体，学生普遍的个体迷茫已经直接导致大学生的社会理想与职业发展上的群体迷茫。从某种 程度上来讲，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探索新的大学体制、大学文化模式、大学与社会互动样式的新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大学 惊梦之人与惊梦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