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这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交叉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在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一、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祭日，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1939年初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二、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卓琳就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的低下与男人不平等，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深受感染。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但卓琳心不甘情不愿，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兵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当时日本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她历经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4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学生，到迈人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的，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成长。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三、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从没想过从政参政，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邓小平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邓小平有一件开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时一个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个洞。家里没有开司米毛线，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颜色的粗毛线，分成细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看他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卓琳的活是缠线圈，可以坐着干。当时她有高血压，往往要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

　　由于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甚为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后来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里学会了酿米酒，不多久，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中带来的喜悦。

　　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地跟上前来，仰着脑袋要求主人喂食。他们总是高兴地满足它们的要求。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像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四、“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忠心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从这一点，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两人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实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儿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都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卓琳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于。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若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就单独多给他炒一个菜，但到了饭卓上也叫邓小平“给你点、给你点”给大家分了。最后，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备感天伦之乐的温馨。他们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

　　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约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儿一点儿给我耐心地讲，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刘待史实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打磨”了9年之久的大型故事电影片《36小平》在全国600多家影院同时公映，观众深切感受到邓小平的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卢奇是目前大家公认的最酷似邓小平的特型影视演员。一次摄制组到邓家大院拍戏时，有人指着卢奇问卓琳：“你看他像不像？”卓琳凝视着卢奇说：“没见过老爷子的人一定说很像，我与老爷子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说他像。”老人还热情招待了剧组，指着一把椅子说，老爷子就坐这把椅子。片子出来后，卓琳认为演得不错，下了功夫，银幕再现了小平的晚年风采。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停止跳动那颗伟大的心脏。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熟悉而魅力无穷的声音了。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两个心愿，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遗愿。与邓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兑现了这心中的梦想。每逢祭日，卓琳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这情这景，令人动容。在接受采访时，她说：“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这是自然规律，你也没办法。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一样，大家一块儿给他过生日，纪念他。”她还透露，每到过年过节，江泽民同志要么亲自来看望，要么电话问候。

　　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小时候，她家里有一部老式留声机，还有百代公司出版的很多京剧名家唱片；每天放学后，她都会仔细地听上几遍，从中了解到不少戏曲知识。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老人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她订了不少戏曲杂志，电视上只要有戏剧节目，她一般是要看的。

　　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次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老爷子“请假”，以免老爷子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得如何精神、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程派传人李世济有时也应邀到邓家汇报京剧的情况，去送些自己的录音、录像带。当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劝老爷子去看戏，邓小平对许多剧的内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具体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领导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小平走了，但小平时代还在延续，“春天的故事”已延伸进21世纪。

　　余 玮  石 妍  《文史精华》 2004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