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8月5日报道：7月29日卓琳同志去世后，前来追悼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他们带来的花圈、花篮摆满了院里的过道和走廊。整个米粮库胡同最西头的院落里飘满了百合和菊花的芳香。

　　“妈妈走了，但是，无论在哪个角落，我都感觉她仍然在我们身边，”邓家最小的女儿邓榕说。

　　庭院里有她领着全家人种下的雪松、西府海棠和石榴树。如今，雪松枝叶挺拔，直冲云霄；海棠和石榴树果实累累，静候秋收时节。

　　餐厅里，儿孙们仿佛还能听到她的朗朗笑声，还能看到她和大家热闹地讨论问题的场景。

　　在老爷子的书房里，大家清晰地记得在邓小平追悼大会的第二天，卓琳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大家坐好之后，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手拄拐杖，深情地回顾了她们三姐妹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她们的追求和相互之间的感情。

　　她说：“我和你们说这些，是希望你们记住，你们的上一辈人是怎样生活的。同时也希望你们想一想，你们作为新的一代人，应当怎样生活……”

　　公众悼念卓琳同志，主要是赞赏她对邓小平全心全意的支持。1978年末，在总设计师的指挥领导下，改革开放掀起大潮。此后的岁月是他们58年婚姻中的高潮。三十年里，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其中卓琳对邓小平的支持功不可没。

　　但是这对伟大的夫妇同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无论在多艰苦和严峻的环境下，卓琳一直在邓小平的身边，支持着他，陪伴着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两次被打倒。有两年，60多岁的邓小平和50多岁的卓琳被发配到江西。两人一起在一家拖拉机厂工作，又一起照顾遭受迫害致残的大儿子邓朴方。他们互相支持，相互鼓励。卓琳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邓小平承担了家里所有的重活——劈柴火，给卧床的儿子洗澡。

　　然而，在儿孙们的眼里，卓琳不仅仅是个忠诚的妻子和充满爱的妈妈。

　　邓朴方说，妈妈首先是个革命家。她的纯真，慷慨，对自由的向往和正义感，使她能够影响家人和工作人员，并使得家里永远保持着爱、奉献和幸福的氛围。

　　“因为她的纯真和率直，她的人生才有滋有味；因为她的纯真和率直，她的一生才很幸福；而因为她的纯真和率直，她也给予了周围的人幸福，”邓朴方说。

　　当然，朴方和邓榕都强调，卓琳不是一夜之间成为革命家的。

　　1916年，卓琳本姓浦，出生在云南省宣威县。她是家中第八个也是最小的孩子，起名叫浦琼英。父亲是精明的民族工商业主。是他首先将著名的宣威火腿制成火腿罐头，在全国乃至海外销售，他也因此被誉为“火腿大王”。他同时是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在南方军阀叛乱时，他挺身而出，帮助中山先生打败了叛军，有力的支持了年轻的共和国。

　　琼英姐妹们儿时在宣威浦家大宅里住过几年。这是一个封建大家庭，除了做家长的爷爷以外，宅子里还有伯伯和叔叔的家。琼英小时候很受父亲溺爱，生活似乎无忧无虑。但是，她们姐妹几个仍旧清晰地看到了妇女在封建主义压迫下的痛苦和忧伤，她们之中有的生不如死，有的干脆吞鸦片自杀。

　　琼英姐妹们又是幸运的。她们那开明的父亲送她们到昆明上了现代中学，阅读进步书刊，并有机会接触和聆听革命宣传。琼英也由此认识到她们的孃孃和堂姐妹的痛苦是封建制度造成的。自那时起，她就立志要为妇女解放而奋斗。

　　15岁那年，她向争取妇女解放和自由迈出了第一步。那是1931年，她作为云南代表团50米短跑运动员抵达南京，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但是，9月18日日本在沈阳蓄意制造了柳条沟事变，并迅速地占领了东北三省。大敌当前，运动会被取消了。云南省代表团准备打道回府，但是琼英确决定不回云南，而是到北平继续读书。她得到了父亲的同意，并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到达了北平，并于1932年进入一家女子中学读书。

　　朴方介绍说，那时妈妈学习努力，同时享受着相当“小资”的生活，比如说逛逛茶馆，听听京戏。

　　但是，她也并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日本在虎视眈眈准备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她开始为国家的命运担忧。1935年，她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走上街头，参加了由学生组织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193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成为云南省第一名北京大学学生。她认为科技可以救国，所以选择主修物理并成为物理系唯一一个女学生。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卢沟桥制造了七·七事变并开始了全面对华战争。琼英无法继续她的学业。何去何从？延安像一座灯塔，召唤着所有志在抗日、建立新中国的年轻人。况且，她的一个姐姐已经在延安。因此，琼英跟她在北京的另外一个姐姐决定奔赴延安。经过多处辗转和7天7夜的步行，她们终于抵达了延安，并开始在陕北公学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妇女解放和群众工作的理论。在延安的学习和生活使琼英的进步非常快；她也从一个追求进步的单纯的女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坚定的革命战士和共产主义者。

　　领导们对琼英这个文化水平较高、开朗、机灵和活泼的学生印象很深，认为她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应变自如。因此把她调去到保安处特别班参加培训，然后准备派她到日本占领区从事地下工作。这时，因工作需要，浦琼英改名为卓琳。

　　1939年夏末，有人把卓琳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非常喜欢卓琳，但是卓琳一开始却拒绝了。“我还年轻，还不想结婚，”卓琳说。

　　“妈妈毕竟还有点‘小资’想法，害怕爸爸是一个老革命，没有文化，她们说不到一起，”邓榕说。

　　但是当邓小平要求他们谈一谈时，卓琳答应了。就像邓榕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最终，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对生活的追求使得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在毛主席的窑洞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参加者包括毛主席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几天后，这对新婚夫妇就奔向了太行山抗日战争前线。在那里，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八路军129师英勇作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抗战胜利后，他们继续共同作战，为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奠基。

　　新中国刚成立时，卓琳曾经在重庆担任过小学校长。1952年，邓小平调到中央，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掌管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发展。他要求卓琳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因此，卓琳专心作起了邓小平的秘书。

　　同时，她成为“天下第一好妈妈，”邓家的长女邓林说。

　　因为邓小平和卓琳都喜欢孩子，所以只要亲戚、老战友有困难，他们就承担起照看孩子的任务。虽然卓琳管理家庭财政方面不太在行，但她以她的爱和真情关照着每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她给全家人织毛衣。她织毛衣的技术无人可比。

　　五、六十年代，“我记得在夏天，她经常半夜起床，在屋子里洒水，以降低屋子里的温度，”邓小平的妹妹邓先芙回忆说。

　　卓琳非常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她不是每天督促孩子们的功课，不是让孩子们死读书，而是非常注意培养孩子们的多种兴趣，特别是对新科学技术的兴趣。她自己看书，也经常把读到的知识讲给孩子们听，并鼓励孩子们多看书、多参加课外活动。她爱孩子们，也非常尊重孩子们，即便是学习、生活、结婚、选择职业这些重大事情，她都很信任孩子，让孩子们自己做决定。身教重于言教。邓家的子女们都一再强调，一个良好的家风，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都与这样一位睿智慈爱的母亲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在她退休以后，卓琳把她的挚爱洒给了更多的孩子们。1992年，卓琳和邓小平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两次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捐献5000元。1994年，她又把补发的4000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去年五月十五日，她把积攒下的10万元作为抗震救灾善款，捐给中国红十字会。邓家子女说，妈妈是一个公务员，她的工资除了生活之外，全部捐给了教育、慈善、救灾、扶贫、残疾人事业等等，而且都是不属名的。

　　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嘱咐家人，把她的眼角膜和遗体都捐献出来。跟她的丈夫一样，她的骨灰也将洒向大海。1997年2月26日，她对家人说：“我想要求你们，一定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时时事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情，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怀念。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念书的好好念书，工作的好好工作，做一个好党员、好公民……”(中国日报总编辑助理  高级编辑  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