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

　　消息一出，引发各界对中国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模式的热议。

　　事实上，干部考评模式的革新，中央已酝酿多年。一套从“理念”到“内容”上多有新意的考核办法已在不少省市县、国家部委甚至非行政单位试点。

　　政治局此次通过《意见》，应可视为各层面的试点经验已梳理完成。制度化的领导干部考核新模式已基本固定，并即将启动。

　　多位专家的共识是，这一模式的核心，就是“以科学用人，保证科学发展”。

　　【试点之行】

　　地方、部委多层面试点

　　本轮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改革的起点，可追溯到2005年。

　　当年，中组部下发《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下称《办法》)，并选择三个省份进行试点，分别为浙江、四川和内蒙古。三地共选择8个地级市和28个县。

　　“在此之前，中央对于干部考核还从来没有过明确的规范性文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旭涛说。

　　有关专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干部考核工作积累了重要经验，但其科学性和准确性，迫切需要加强和改进。

　　据了解，中组部在这份极其详尽的《办法》中，全面构建了一套全新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的方式主要有：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个别谈话，实际分析，综合评价。其中，民意调查和实绩分析均为创新环节。而针对实绩分析，办法中也列举了数量繁多的指标体系。

　　在地方试点取得良好效果后，中组部又将“新考核办法”引入省级党委换届中，并选择沈阳、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进行试点。同时，地方试点也进一步扩大到江西、河南等12个省区。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家部委，包括国家统计局、环保总局(现环保部)、安监总局、国家人口计生委也被纳入这一考核体系。

　　刘旭涛说，十七大前后的党委和政府换届中，这一新的考核体系实质上已经发挥了作用，“只是因为并未全面铺开，公众的知晓度还不高”。

　　2008年，试点范围在地方和国家部委中进一步扩大，甚至《人民日报》、中国红十字会等非行政机构也开始试点。

　　在三年总结与修改之后，上述《办法》得到进一步扩充，中组部下发《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下称08《意见》)及其三个附件，向各地各单位征求意见。

　　多次参与该文件讨论的刘旭涛说，“从框架上来说，四个文件已经搭建起整套新的考评机制，政治局本次通过的《意见》，也是在此基础上”。

　　【理念之新】

　　并非只终结“GDP崇拜”

　　刘旭涛强调：“从中组部下发的《办法》的名字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次改革的核心精神就是体现科学发展观”。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柏瑛曾向媒体表示，新的考核办法，目的正是要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行动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用绩效统一全党”，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从试点开始，舆论对于新考核机制的特点，大都概括为“终结GDP崇拜”，但有关专家认为，这一认识尚有狭隘之处，并未掌握新机制的全部精神。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向本报分析，“外界对GDP在考核体系中降低比重的关注，是因此既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已经充分显现。然而，这并非真正准确把握了新机制的精神”。“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原则，现在说科学发展，总是和经济联系，依然过多放在GDP或者环保问题的考量上，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全面的概念，包括社会文明度，公共服务的质量、人权的保证等等，都应该包括其中。”

　　刘旭涛也认可这一观点。他透露，在08《意见》中，虽然对于科学发展观涉及的指标有所提及，但是并未作出详细规定，“这说明中央将充分尊重各地和各种工作岗位的差异性，科学发展观没有绝对的概念”。

　　【考核之变】

　　考核多环节体现民意

　　差不多在政治局通过《意见》的同时，29岁的湖北宜城市市长周森锋正因“中国最年轻市长”的头衔被网友人肉搜索。他因为一则“最年轻市长论文抄袭”的网帖，被卷入舆论漩涡。

　　刘旭涛敏感地看到了上述两个事件的联系。“虽然目前看不出选拔周森锋的过程是否有制度创新，但是周森锋事件将会成为我们对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方式变迁的一个里程碑”。

　　所谓“里程碑”，在刘旭涛看来，就是在官方与民间的双层诉求下，将公众评价引入以往一直神秘的领导干部考核系统，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正是因为这一趋势，刘旭涛更关注考核方式的拓展。

　　中组部所发08《意见》中，考核方式共有六种：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个别谈话，实际分析，综合评价。其中，民主推荐的主要方式是群众可以参与领导干部人选的推荐。

　　此前，各地零星试点的“双推双考”正是这一模式的体现。

　　“双推双考”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选人范围以及透明度。而在新的考核体系中，中央强调要充分保障群众对干部考核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深入了解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公认度，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

　　在民意调查方面，刘旭涛格外关注一件事：2008年3月，南京16名候选人公开演讲辩论，争夺4个局长职位。组织部门对此进行了电视直播。“以往的民主调查主要还是内部调查，最常见的是让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目前有些地方拓展到了社区和企业代表，但是真正的进步在于让大众媒体参与其中”。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分析，干部的产生有两种类型，一为民主授权型的。其二为行政授权型。在后一类型下，应当有标准化的运作标准，而新考核制度针对的，主要也是这类干部。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说，自己对周森锋事件最关注的在于，“这样一个年轻干部，他到底是怎么上来的？如果依然是单纯的任命制，那么再年轻，也不能说明是科学的。不能因为他年轻，就认为体现了干部选拔的新思路。选拔过程越神秘，公众的疑惑就会越多”。

　　【操作之问】

　　涉及行政体制改革

　　考核结果的利用，直接关系考核效果。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此前表示，“只有将考核的结果和官员的奖与罚、贬与升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够让干部们对考核真正重视起来，才能让考核的目的落到实处”。

　　孙柏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指出，由于对新考核的意义理解不到位，个别官员可能存在抵触情绪，地方政府推行考核新模式时也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深入学习新考核办法，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是把考核落在实处的先决条件。

　　而在刘旭涛看来，08《意见》在技术层面上已经将干部考核的科学与合理性规定到了极高水平，然而是否能在操作中贯彻，“涉及整个行政体制的设计与改革”。

　　本组稿件/本报记者 李静睿

　　绵阳干部考核六步走

　　1。群众提名

　　214人参加第一轮推荐，确定进入第二轮民主推荐人选。

　　2。干部“画像”

　　将干部的基本素质特征分解为13个参数，形成干部民主测评曲线，“为干部‘画像’”。

　　3。面试考察

　　考核组与考察对象进行互动式面谈，将所有考察对象置于同等条件下进行横向比较。

　　4。民意调查

　　从“工作圈”外了解被考核对象的群众公认度，把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下。

　　5。实绩分析

　　设计68项评价指标，坚持既看显绩，又防止忽视潜绩，注意考核政绩的综合效应。

　　6。综合评价

　　将上述5环节形成的信息数据进行研究、甄别，综合起来形成评价，确定被提拔者。

　　“干部考核的示范意义重大，最大的好处就是公平、公正、公开。通过新的考核方式让干部都知道，你升迁在于群众，而不是某个领导，那么干部自然就要老老实实地为群众干事情。——邱明君”

　　绵阳考核试点“1条红线6个环节”

　　当地试点后减少“实绩分析”项目，形成“不唯GDP”考核办法

　　■ 综述

　　干部考核永远是一道需要完善的数学题，如何让“运算规则”更加标准化和系统化，中央酝酿已久。

　　绵阳率先试点考核

　　2006年7月，中组部曾下发《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明确了综合考核评价的指导思想，要求综合运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个别谈话和综合评价等具体方法进行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四川绵阳经历的正是中组部在《文件》下发前的一次摸底试水，它也是首个针对换届考核进行的试点城市。

　　“这套体系的特点和内容，可概括为‘一条红线’、‘三大原则’、‘六个环节’，即贯穿科学发展观这条思想红线，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三大原则，包括民主推荐、民意调查、实绩分析、个别谈话和综合评价等6个基本环节和方法。”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负责人曾这样向媒体解读试点办法。

　　尝试解决“好人主义”

　　绵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董维全曾表示，过去的干部考核主要在他的工作圈内进行，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如主要领导左右升迁的绝对权威、一般干部怕得罪人丢票的“好人主义”、考核材料雷同等问题。

　　这次试点尝试解决上述问题。董维全表示，考核首次引入民意调查，扩大了群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考察范围扩展到“干部圈”外。

　　成本高时间长是难点

　　虽然各方对绵阳干部考核试点评价颇高，但董维全表示，“从承担考核工作任务的组织部门的角度看，(试点)投入的成本很高，操作实施的难度也很大，单纯从试点的需要出发是可以理解的。”

　　曾任职绵阳组织部的张伟说，召集那么多的代表参加民意调查，有的代表从山区进城，光路上就要花两三个小时，来了填一张表就回去，成本太高。此外，遇到零星的干部考核，组织部也没有人手组织这种经常性的民意调查。

　　除了成本高，考核历时长也是问题。干部调动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一旦启动民意调查程序，保密就被解开，这就要求组织部门尽快完成干部调动，避免影响被考察者在当地工作的积极性。

　　此外，“实绩分析”既是亮点，也是难点。董维全认为，应进一步简化实绩考核指标体系，设定的项目最好都是统计或相关职能部门可监控的直观量化数据，无法直接量化、又必须有所把握的考核项目，可整合纳入民意调查。

　　这个观点最终得到了落实。2005年8月，绵阳出台相关办法，明确了考核评价指标分为统计部门提供的权威数据、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反映区域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党的建设情况，并减少了“实绩分析”的项目。此后，这套“不唯GDP”的办法成为了绵阳考核干部的坐标。本报记者 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