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君死了,通钢的天空就亮了吗
-本刊记者/陈良飞(发自吉林通化、长春)
陈国君可能永远想不到自己会在长久的唾骂声中孤独地死去。
7月24日深夜,当陈国君死讯传出的时候,整个通化市二道江区沸腾了,鞭炮齐鸣,声音大得甚至惊醒了浑河对岸 的东昌区市民。
同样的场景发生在今年3月底,吉林省通钢集团(简称“通钢”)宣布与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建龙” )实行股权分立,陈国君代表的建龙退出之时。用通钢职工的话来说,“陈国君怕工人揍他,当晚就逃走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通钢人迎来了最严酷的“寒冬”。6座高炉全面停产,只有7号高炉生产且限 产40%,还要供应整个二道江区的取暖,“极个别的月份工人只能领取300元的基本生活费。”
这样的日子在通钢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并迅速定格为建龙带给他们的“梦魇”。
1958年成立,几乎独占二道江区的通钢拥有约1.2万名一线工人、总数近3万人的职工队伍。3年前,建龙与 通钢的“牵手”曾经被认为是一个钢铁业重组的典范,这一年秋天,通钢的职工们记住了一个名字——建龙。不过这一典范在 残酷的钢铁市场竞争“丛林法则”面前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7月24日,建龙增资扩股通钢的决定遭遇通钢职工反对,刚上任一天的通钢下属子公司通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通钢股份”)总经理陈国君被围殴,延误治疗致死。通钢停产11小时,当晚,吉林省政府宣布,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 组。
控股:“7·24”事件导火索
大约4年前的2005年9月,在冲破了重重阻力之后,建龙与通钢签订了重组框架协议,开始了第一段“姻缘”。 并于当年11月28日正式签约,“婚姻生活开始了”。
“婚后”的通钢注册资本38.81亿,吉林省国资委保留了对通钢的相对控股地位,持股46.64%,建龙在付 出近12亿元的“聘礼”后,持有36.19%的股份,并在企业内部引入市场化机制。另外,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股14. 6%,通钢管理层持股2.57%。
新的通钢董事会由7人组成,原通钢方面3人,建龙2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人,企业管理层1人,董事长由通钢 董事长安凤成出任。通钢总部搬至长春,而位于通化市的钢铁厂,作为集团子公司更名为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由建龙派出 的陈国君担任副总经理,2006年6月升任总经理。
这一段“姻缘”曾长期被吉林省视为国企改革的成功案例,在当地素有“阳光改制”之称。
重组后的2006年和2007年,新通钢均实现盈利。2007年10月,吉林省副省长牛海军在通钢集团调研时 表示,“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通钢是吉林省国企改制的成功典范。”
然而,“婚姻”生活并不顺利。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钢铁行业一度出现全行业亏损。今年初以来, 企业亏损前景愈加明显,仅一季度,通钢就亏损了近10亿元。建龙向吉林省国资委提出两个方案,要么增资控股,要么分立 退出。
吉林省国资委今年3月与建龙集团初步达成“离婚”意向,随后双方进行分手的具体方案谈判。股权分立后,建龙拥 有吉林精品钢基地所有权,并拥有通钢原有的矿山所有权。
在4个月的分手期内,吉林国资委也在苦苦寻找下一个对象。《新世纪周刊》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吉林国资委曾经 与宝钢集团、中钢集团等多家国内大型钢企接触过,不过都好事未成。
但进入今年二季度以来,钢铁行业总体形势好转,就连亏损严重的通钢也在6月实现了4279万元的盈利。
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决定再续前缘。“经与众多战略投资者近4个月的商谈,对多个方案反复论证、研究、比较,最 终经各主要股东同意,在通钢集团2005年已实施改制的基础上,由第二大股东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并控股 经营。”
7月22日上午,吉林省政府专题会议做出通钢增资扩股的决定,并坚信这一方案“既有利于化解通钢集团当前经营 困难,又有利于通钢集团的长远发展”。
通钢一位中层领导称,当天,通钢原董事长安凤成、副总经理孙玉斌、胡品、鞠忠等4人反对建龙增资扩股的决定, 并集体辞职。
有消息人士透露,当吉林省国资委要安凤成在重组协议上签字的时候,“安很气愤,摔了一个杯子,并表示,如果建 龙进来就不干了。”
根据股权调整方案,建龙以10亿元现金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增资控股。重组后的通钢,建龙持股 65%,吉林省国资委直接持有通钢的股权变更为34%,其余小股东的股份被稀释成1%。
建龙集团承诺,保证努力做到年内不亏损,保持年产800万吨以上生产规模;确保通钢股份在2010年形成10 00万吨生产规模;通钢集团注册地、纳税地保持永久不变;通钢集团现有班子全部留用,员工不裁员、不减薪、适时提薪。
在省会长春做出的这一重大决策如同长了脚一样,很快为300公里外的通钢职工知晓。
不少职工认为,从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第一次牵手,到分手、再到第二次牵手,整个谈判过程均未能与通钢职工有过 良好沟通,他们似乎成了多余的“局外人”和“沉默的大多数”。
各类传言也在整个通钢厂区不胫而走。有传言说,建龙在外地培训了200名左右的后备干部以替换通钢的干部,更 多的人担心会大范围裁员,大量使用更加廉价的农民工。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相信,建龙作为民企,控股后必将对通钢进行彻底整顿。一些附着在通钢上游和下游的产业和 人员,也感觉到了空前的危机。
当晚9时30分,吉林省政府工作组赶到通化,并在通化宾馆召开通钢股份领导班子会议,多名高层“在此次会上第 一次听说建龙控股通钢的决定,觉得非常突然”。会议至当晚12时以后方始结束。
23日9时许,工作组在通钢办公楼五楼的会议室,分别召开通钢股份中层以上干部和集团公司所属子公司班子成员 、在岗职工代表和内部退养人员座谈会,传达省政府决定精神。
据了解,当时约有60多位退休员工欲进入办公大楼,被保卫处封锁,但部分人从后楼到达会场,听到了会议的相关 内容。当天,已有近千人在厂区聚集。
当晚,宣讲省政府重大决定意义的材料印发,不过还是很难跑过某些小字报的速度。在通钢家属区张贴的大量小字报 ,号召大家明早8点在广场集合。
尽管各类会议陆续召开,宣讲材料应有尽有,“不裁员、不减薪、适时提薪”的承诺音犹在耳,但通钢职工的愤怒情 绪以及对于未来生活的恐惧感已经酝酿完毕,一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似乎不可避免。
死亡:陈国君命陨通钢
《新世纪周刊》试图借助受访者的讲述和公开的信息资料,还原陈国君死亡当天的全部过程。
7月24日,周五,每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也是陈国君走马上任通钢股份总经理的第一天。
早上8时35分,通钢召开干部大会,处级和部分科级干部参加,宣布建龙与通钢重组及干部任命等事宜,并宣布新 通钢董事长由张志祥担任,总经理由李明东担任,党委书记由崔杰担任,通钢股份总经理由陈国君担任。
会后,建龙董事长张志祥及建龙董事兼副总裁李明东、陈国君等人,分别与通钢职工就建龙控股通钢一事谈话。
有在现场者估计,当天在通钢股份厂区聚集的人数上午就超过了3000人,人们高举“建龙侵害国有资产,从通钢 滚出去”的横幅,喊着“建龙滚出去”的口号进入生产区域。后来人群越聚越多,到晚上7时已超过1万人。
与陈国君谈话的主要是炼铁厂和焦化厂职工,陈的任务是安抚他们,保障生产。上午大约10点半的时候,陈国君在 焦化厂被聚集人群包围。此后人群规模逐步扩大,陈国君一直难以脱身。
张志祥和李明东则在当地武警的保护下撤离了通钢宾馆。
及至下午,厂区五个大门已被聚众人群封堵。不等企图说服聚众者离去的各级领导们开口,聚众人群的谩骂与围攻就 会呼啸而至。
据了解,在铁轨上的聚集人员,阻止高炉向外运铁水,随后通钢7个高炉相继停产。当日下午,各主体、辅助单位陆 续停工。各车间职工停工后,也有部分人员加入了聚集队伍,通钢厂区内聚集的职工越来越多。
中午12时左右,建龙方面接到陈国君的电话求助,称已经被打,情况十分危急,现在已经隐藏起来,要求尽快营救 。这是陈国君的第一次被打,陈躲进了焦化厂旧办公楼二楼化验室,藏到一个铁皮工具柜中。
下午3点多,陈的藏匿地点被发现,聚集人群向焦化厂旧办公楼猛冲了过来。愤怒的人们砸开了房门,旧办公楼遭到 了洗劫。
事发后《财经》发布的图片显示,这座破旧的二层楼房,大部分窗子上的玻璃都被石块击破。聚众者费力地卸下暖气 片,撞开一楼至二楼楼梯间的防盗门进入二楼,逐个房间搜查,在二楼带有防盗门的房间里搜出了陈国君。陈遭到了再次殴打 ,并被从二楼楼梯上打得滚落下一楼。
据当时在场的人转述,陈当时嘴巴很硬,“三个月内让你们全部下岗”、“三年内不要通钢一个人”等话语激怒了聚 集的人群,并引来更加猛烈地群殴。不过《新世纪周刊》询问多位受访者,他们均表示自己是从别人处听来的,并未亲耳听见 。
实际上,愤怒的人群已经不需要陈以更硬气的话语激怒他们了。
有目击者称,在下午5点左右他看到了躺在一楼走廊入门处的陈国君,大家排队过来看,还有人向躺在地下重伤的陈 国君吐口水说,“你一天赚的比我一年赚的还多。”
当时陈尚有一些气息,之前陈在走廊里大喊救命,喊了很长时间,可没人理,这时二号门那面有很多警察,但就是进 不来。
聚众者与警察对峙,有警车被掀翻,“对宿舍及抢救道路进行封堵,不准医护人员进入宿舍对陈进行救治,阻止公安 干警对其救援”,甚至连手中的矿泉水瓶子也成了袭击的武器。
现场的防暴警察在接到命令后,多次试图冲过聚众人群,强行救人未果。
24日下午15时,吉林省国资委继续组织原通钢高层领导座谈,推进重组工作,遭到了参与座谈者的一致反对。
建龙提出立即终止执行增资扩股方案。省政府工作组为尽快救出被扣押人质,防止事态扩大,同意终止建龙重组方案 ,并立即向职工宣布。
17时15分,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在遭到聚集群众石块攻击的情况下,直接面对聚集人员,宣布终止建龙集团 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决定。
然而,这个口头宣讲没能缓释聚众者的情绪,也没能拯救处在危难之中的陈国君。
18时10分,陈国君被打现场传出消息,他已经生命垂危。大约19时,陈国君已经不能动弹了。
当晚,吉林省省委副书记王儒林、分管副省长王祖继以及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等领导带队赶到现场,也无法及时救出 陈国君。
19时56分,吉林省国资委关于建龙不再入股通钢的通知正式文件传到,印刷后向群众发放。
在建龙退出通钢的消息发布后,“大部分人员离去,但仍有少数人员不准进室救治已经奄奄一息的陈国军。”
据多位通钢职工讲述,殴打陈国君的人也有一些社会人员,是他们对陈国君下了“黑手”。此前,陈国君任通钢股份 总经理时,曾分流了通钢一些实业公司,让其走向社会自收自支,不再享受通钢大集体的照顾。为了防止偷盗现象发生,一段 时间陈还曾雇用武警守钢材。
2008年5月,通化警方端掉了依靠倒卖废铁谋私利的“李氏三兄弟”涉黑团伙,整顿通钢周边的废铁收购秩序, 这也导致一些人员与陈国君结仇。
23时,来自白山市的警力到达,“强行进入焦化厂宿舍,将陈国君抢救出来。”
吉林省国资委在通知中还宣布,“希望通钢集团广大干部员工接此通知后,从维护通钢稳定、维护通钢广大员工根本 利益出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这一消息从当晚到第二天在通钢电视台反复播出。
在停产11个小时之后,通钢于当晚恢复了生产。次日6时,陈国君尸体经过尸检之后,在警车护卫下运抵河北遵化 老家。
两天后,陈国君的家人拿到了尸检报告,陈的致死原因是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
仇恨:四年前已经生根
今年40岁的陈国君生于河北省唐山市下属的遵化市一个普通家庭。现有一双龙凤胎儿女。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当地的遵化市钢铁厂。在一般人看来,陈国君可以算得上是年轻有为:26岁担任遵化市钢铁厂 二轧厂的车间主任,不到30岁又成为遵化市钢铁厂炼铁厂厂长。
1998年,他与后来的老板、建龙老总张志祥结识。当时,张志祥成立了遵化建龙钢铁总厂,协议租赁遵化市钢铁 厂。三年后,张的遵化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完成改制后更名为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建龙集团由浙江商人张志祥在1999年创建于河北唐山,短短10余年,已成为国内民营钢铁企业龙头之一。
陈国君被张志祥相中,成为张麾下一员干将。在建龙工作人员看来,陈是一个称职的职业经理人,踏实肯干,重视管 理,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建龙很忠诚”。
2005年11月,建龙参与通钢重组后,陈国君衔张志祥之命进入通钢,出任通钢股份副总经理,后升任总经理。 从那时起,他就和通钢职工们打起了交道。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最初的媒体报道一直将“陈国君”的名字误写为“陈国军”,后来才纠正过来。甚至连吉林 省国资委提供给《新世纪周刊》的新闻发布稿,也写作“陈国军”。
事件主角的名字都弄错了,可见事件爆发的突然,也足以证明陈国君此前并不为外界所熟知。
实际上,通钢职工们对陈国君却没什么好印象。他们对陈的死大多不带有同情之心,甚至有一些幸灾乐祸,丝毫没有 伤人致死的罪责感。在很多职工心目中,陈国君一没文凭,二无专业知识,三缺技术职称,也不是党员,“对工人还特别心狠 ,算不上一个好领导。”
在建龙高管集体撤出通钢后,职工们称,“没有领导我们干得更好。”
有媒体感慨,“这令人感觉刚刚发生的是解放前才能看到的工人运动,而不是一场刑事案件。”
“陈国君刚被我们送走了,这才100多天又回来了。”通钢职工称,通钢效益不好时,建龙要走,等到盈利了,又 要来控股,“太黑了”。
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很多通钢退休人员将许多老账都算在了建龙和陈国君的身上,比如通钢将子弟学校、 公安处、教育处以及某些公用设施剥离出去也被视作陈国君的“杰作”。他们还责怪通钢将“他们这些退休人员剥离给社会了 ”。
实际上,早在建龙入股前的2003年,通钢已经开始推进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剥离办社会职能和整体改制,把3 4家辅业单位剥离出去改制为民营企业,同时员工、干部的身份置换也开始进行。而养老社会化已经是大势所趋。
被剥离出去的七道沟铁矿的部分职工们,直到陈国君死去两日后依然聚集在通钢厂区,要求重新回归通钢。
更大的质疑针对的是建龙入股后的通钢管理层薪酬制度。
不少通钢职工认为,建龙进来之后,“高薪收买了干部。”有两个流传甚广并为职工们深信不疑的说法。一个是说“ 安凤成一天2万,陈国君一天1万”;另一个是说“安的收入是工人的1000倍,处级的收入是工人的20倍,科级的收入 是工人的5倍”。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自从2005年通钢改制后,通钢职工的工资“就没有上涨过,反而一降再降”,一线普通职工 每月工资只有1000元,最少的时候,“平均不到500元。”
一位中层管理者称,尽管建龙并不控股,但通钢集团的总经理、股份公司的总经理、通钢集团和通钢股份公司的财务 部门等要害岗位已经逐渐换成建龙的人,“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基本上被架空了。”
在很多通钢职工看来,通钢的大幅亏损并非来自全球金融危机,而主要是建龙的所作所为造成的。
陈国君就是建龙派来通钢的主要管理者。通钢职工对其最大的印象来自于他“内退3000人”的大手笔,这样的举 措或许符合民营企业的管理方式,但却彻底得罪了很多二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都在通钢的职工们。
仇恨的种子就此种下,并在通钢职工的心底潜滋暗长,生根发芽。
“7·24”事件发生前,通钢原管理层和职工的关系也已显紧张,且沟通不畅。很多通钢职工甚至质问安凤成,“ 为什么不顶住?”
虽然有关部门对重组进行了政策性的宣传,但效果并不明显,加之老国企的固有矛盾,导致职工对持股人的不满与不 信任。
早在7个月前,通化股份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一名职工锤杀,干群关系的紧张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职工将希望寄托在将事情闹大上,这正是通钢悲剧诞生的群众心理。
在一次次反映问题石沉大海,一趟趟上访举报无功而返的背后,民怨在一点点地积累,最终在7月24日以极端的形 式爆发出来。
尽管通化市公安局已对此成立了专案组进行立案侦查,但依然可以感觉到警方的小心翼翼,生怕一步不慎,群体性事 件又趁势再起。
处置“7·24”事件指挥部总指挥、通化市公安局长纪凯平要求,各级公安人员要掌握通钢职工群众对立案侦查的 各种反应,严防再次引发事端。
安凤成行踪成谜。通钢一位中层领导对《新世纪周刊》证实,原来的几位副总经理目前还在集团上班,安凤成被控制 一说属谣传。其称,安董事长因为生病打点滴,才没有来集团上班。
标本:中小国有钢企的命运
这是一起钢铁业重组的悲剧。
伴随吉林省政府关于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的宣誓,这一历时近4载的钢铁业民企重组国企的案例最终以悲剧画 上了句号。陈国君以自己的生命做了献祭。
10多年来,钢铁行业经过不断的兼并重组,铸成了一批钢铁大佬,但更多的没有追赶上改革步伐的中小型国有钢企 却身处生死边缘。
通钢集团的职工们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美好时光,那个时候的钢铁职工“有地位、有保障”,更重要的是“有钞 票”。
一河之隔的东昌区市民也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通钢职工过好日子的时候,每逢周末,就有成批成批的职工过河 来购物,“人多的时候公交车都挤爆了。”
不过,进入21世纪之后,“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渗透钢铁业,通钢亏损呈现蔓延之势。
尽管通钢集团管理层展开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但直至2005年,建龙介入重组之前,通钢国有产权虚置、激励 机制不足、监督成本过高和社会负担过重等深层次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依然没有丝毫改善。
在如何控制成本上,大型国有钢企有先天的规模优势,并且,大型国有钢企拥有长协矿进口资格,与国外矿山建立了 长期供应关系。相比大型国企,民营钢企的成本控制,更多的在于“设备投入”和“人力成本”。
作为吉林省最大省属企业和唯一的大型钢铁企业,通钢集团也只具备年产钢700万吨的生产能力,而中国最大钢铁 企业宝钢的年产能则高达3000万吨。既没有大型国有钢企的规模优势,又不具备民营钢企的灵活性,通钢集团的成本当然 居高不下,在市场的激烈波动中处于两面夹击的劣势。
改制之路也并非一蹴而就,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国企改制是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在钢铁行业尤为明显。中 央政府一直希望消除过剩的钢铁产能,创造更大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钢铁企业,而行业整合就意味着要实现工厂现代化以及 裁员。这就要牵涉到现有职工的切身利益。
建龙重组通钢的消息对通钢职工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他们不愿面临重组后可能下岗的命运,不愿失去养家糊口的 微薄薪水,更不愿失去政府补偿的退休金??
事后,也有通钢内部人士在反问,陈国君死了,通钢的天空就亮了吗?
通钢职工对陈国君最大的印象来自于他“内退3000人”的大手笔,这样的举措或许符合民营企业的管理方式,但 却彻底得罪了很多二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都在通钢的职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