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等级”高高在上的法权地位、它对“民等级”的绝对统治和无处不在的经济压迫,以及这种统治权力2000多 年间的神圣不可触动，是几乎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　　

　　文 王毅

　　对于我们几代国民来说，“地主阶级”都曾经是最令人切齿憎恶的对象。比如与笔者年龄相仿的人们，一律是上幼儿 园伊始就需要天天学习那位与地主拼死斗争的“小英雄”刘文学；到后来“上山下乡”时，被允许听到的几乎所有故事，更是 按照“队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揪出老地主，故事就结束”这唯一模式而编写——“老地主”既然是天下一切暴虐和阴谋的 根源，那么与他们的“阶级斗争”必须铁定成为万事万物的“纲”，也就顺理成章。

　　如此背景之下，当我们无数次被告知“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主导着秦汉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当 然会对之笃信不疑。

　　直到很久以后，渐渐有了很多自己的体会，并读到经济史学家和制度史学家王毓铨先生的一段文字，才知道那套流行 说法的或许不然。

　　王毓铨先生一语道破要害的原话是：中国皇权社会是由“官等级”和“民等级”这样的“两大等级构成的”，所以他 认为，如果不认识皇权统治下的官民间的对峙，“将无法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它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以及经济生产、政 治制度、法律、意识形态。对这个问题的正确了解将是了解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分〉写作提纲 》)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官等级”高高在上的法权地位，它对“民等级”的绝对统治和无处不在的经济压迫，以及这种 统治权力2000多年间的神圣不可丝毫触动，是几乎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

　　李世民总结：“中民竭产”是制度危机的典型体现

　　早在40多年前，王毓铨先生就做出如此清晰简洁的厘定，今天想来这才是真正的“纲举目张”。因为如果对中国历 史事实有起码的尊重，就很容易看到：只有统治权力的专制性(而并非天生万恶的“老地主”)，才是包括众多中产阶层在内 的全体国民之公敌；而且至迟在7世纪，中国历史的这个要穴就已经被揭示出来。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分析隋末大动乱时指出：这场巨大惨痛的制度危机和社会灾难，其基本表征就是“万姓力殚”、 “中民竭产”(《隋高帝论》)—— 显而易见，所谓“万姓力殚”是说天下一切阶层(包括地主阶层)，毫无例外 地在统治权力的残酷压迫下沦入无以为生的境地；而“中民竭产”更是特别强调：在这种普遍受害之中，尤其以中产阶层的破 产为其典型。

　　通观秦汉以后的情况，不难知道李世民总结的这个规律贯穿了漫长的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比如宋代著名的例子：北 宋的王小波原是茶商，因为朝廷垄断市场的极尽专横(“禁私市，商贾不行”)才大规模起事造反，即苏辙所说：“大盗王小 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我们后来长期把“王小波起事”定义为“农民起义”，这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16世纪前后中西经济社会史的对比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情况，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规律。

　　因为统治权力的专制性，此时比前代又有了大的发展和加强，在经济领域中的相应结果，就是“中民竭产”的程度更 加普遍彻底，其悲剧性更加令人扼腕，尤其是推动、引发社会危机连锁爆发的广度和强度，更为前代所未有。不妨以明代中期 (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为例。

　　我们知道：16世纪在欧洲史和世界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随着罗马法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价格革命、文 艺复兴等的兴起，延至16世纪以后，由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已经在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确立了不可逆转之势， 所以1500年就普遍被历史学家看作是中世纪社会与近代社会之间的分水岭。马克思更直截了当地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 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而所有这些深刻的变化，无一不是建立在新兴 有产阶级勃兴的基础上；到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期，大批私营联合公司更是层出不穷，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张。

　　而同一时期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至16世纪初期，即使是在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地区，当地的世 代望族也已经在奇重难耐的官府赋役压迫之下，濒于破产和流亡，即著名文学家归有光记述的：

　　吾外祖兄弟四人，世有惇德，而家最为饶，高闳大第，相望吴淞江之上。外祖于兄弟中最少，而伯祖之子孙，往往有 入太学，仕州县者。然在正德之末，并以赋役所困，几至流徙！(《良士堂寿宴序》)

　　“家最为饶”、族中往往还有出人头地者成为中下级官员的地主之家，尚且如此，则当时广大百姓除了破产流徙、揭 竿造反或者投靠倭寇之外，更没有任何生路：

　　夫东南赋税半天下，民穷财尽，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扰(注：指官府以防备倭寇名目而大肆加征赋税)，愈不堪命。 故富者贫，而贫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横被苛敛，皆曰：“与其守分而瘐死，孰若从(倭)寇而生？”(《上总制书》 )

　　这里除了“民穷财尽”这权力专制性恶性膨胀之下唯一可能的经济结局之外，还可注意的是：从上述记述中可以清楚 地看到，倭寇当时所以能够对中国东南地区造成巨大危害，这与“富者贫，贫者死”的社会内部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

　　农村的情况如此，那么城市里工商业和工商阶层的境况又如何？以袁宏道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对湖北沙市 这南北商业枢纽的描述为例：

　　荆商之困极矣。弟犹记少年过沙市时，嚣虚如沸，诸大商巨贾，鲜衣怒马，往来平康间，金钱如丘，绨锦如苇。不数 年中，居民耗损，市肆寂寥。居者转而南亩，商者化为游客，鬻房典仆之家，十室而九。……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穷奇之腹 ，复何所厌？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岂有命哉！……时事如此，将何所托足，虽江河为泪，恐不足以尽贾生之哭也！( 《答沈伯函》)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作者年轻时，沙市(属荆州府江陵县)等商业枢纽城市的经济曾经相当繁荣；但随后在很短 的时间内就沦落到一派萧条的境地。尤其是袁宏道一语道出了“荆商之困极矣”的原因，即经济钦差们(“中官”)的贪婪专 横程度，就像长了翅膀的老虎可以随处吃人那样恣肆无忌；他文中提到的“穷奇”，更是神话传说中的吃人恶兽—— 不 得不用此类最极端的比喻才能形容当时权力专制性有着何等的嚣张。尤其是，人们只能用“江河为泪”的束手悲凄来面对这些 “长了翅膀的老虎”，却不能对其有任何一点制度化的刚性制约，如此趋势下，“富者贫、贫者死”等普遍的社会悲剧，以及 由此所造成中西经济发展史的迥异结果，就是必然的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