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平息三峡工程之争：这是千年大计

　　1958年是不平常的。这一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北京中南海办公。本书撷取的仅是毛泽东在各省市巡视时所经历的一个个片段，它的价值，就在这诸多片段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毛泽东有过这样一个心愿：骑一头毛驴，邀上几位地质、地理和历史学家，从花园口到通天河，走遍黄河，再沿长江顺流而下，用3年时间走遍全国。但他的这个心愿没有实现。也许有人会大胆设想，假如毛泽东这个愿望实现了，中国是否会有另一番情景？

　　两个“冤家”碰了头

　　1958年1月17日，南宁会议临近尾声，下榻明园的毛泽东的情绪仍在亢奋之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己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及水力发电问题可不是什么小事。毛泽东考虑着，就自己内心来说，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的，对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的主张，也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但据薄一波反映，此事还有反对派，而且在水电和水利两部之间还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争论的双方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李锐找来，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各抒己见谈个清楚。

　　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毛泽东心中惦记着，三峡问题也在脑海中一幕幕地闪现。

　　1953年2月10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从武汉往南京，三天三夜，林一山一直随侍在侧。

　　船刚开出，毛泽东就派人叫林一山。林一山匆忙夹上一本《申报》地图赶来。毛泽东打开地图，用红铅笔指点着，单刀直入地问：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问完，铅笔指向西北高原，指向腊子口，又指到白龙江、略阳、西汉水，道：“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并分析了理由。

　　“引汉水行不行？”毛泽东又问。随后指示林一山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汇报上来。

　　这是在军舰上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谈水。

　　提及三峡，则是在舰上的另一次汇报中。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毛泽东问林一山，这也是他自己十分想找出答案的问题。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计划中的水库，汇报长江防洪设想，说要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解除水害。

　　长长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沉吟片刻，右手提笔在图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答说当然抵不上。

　　毛泽东伸手指向三峡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很兴奋：“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也这样说？”

　　的确，毛泽东渴望这一征服长江的浩大工程能尽快上马，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在长江上航行，也算是就地论事，毛泽东把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都问到了。

　　争论见分晓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之后，在京汉线的专列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大概也在此时，正和刘澜涛一起率领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的李锐也接到征求修三峡工程意见的电报。他的回电很实际：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

　　然而，这“遥远之事”已被摆在眼前。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激情如潮。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他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争论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些什么理由？

　　就在毛泽东前思后想这一切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主席大批“反冒进”，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都睡不着觉。主席认为“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席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随后见到的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两个冤家碰了头”。

　　“长江”舰上初画蓝图

　　晚饭后，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像考生面对考官，林、李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讲到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和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极为困难。他还讲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林、李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剩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最后裁决了。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1992年，李锐发表过一篇文章这样形容这次会议：“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他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李锐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幕：散会前，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何时高峡出平湖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然而，心情并不轻松的周恩来没有忘记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做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对三峡问题，会议也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审阅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是这样表述的： “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决定虽未作出，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

　　根据林一山1978年的《长江舰上见毛主席》一文回忆，1958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曾让他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合4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这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但此时，他又的确认识到，不争朝夕，只缘200年太少！

　　三峡工程的脚步由此渐渐放慢，但并没有被忘却。

　　34年过去，三峡问题重登中国历史舞台。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2006年5月20日，世界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