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人大民主决策通过兴建三峡工程决议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三峡工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勘测、规划、设计与科研工作。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到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现任中央领导人，无一不专程深入三峡视察。

　　自1953年2月乘“长江舰”视察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主席先后6次召见“长办”主任林一山，都是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他对三峡工程兴趣浓厚，垂询甚多。比如，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无可能性？坝区地质基础如何？水库会不会变成泥库？能不能长期使用？要多少投资？等等。

　　1956年2月，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正在全面开展时，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并乘兴写成《水调歌头·游泳》，使“更立西江石壁，高峡出平湖”成为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美好向往。

　　1958年1月、3月，党中央在南宁、成都召开的会议上又专门讨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两大治江问题。

　　周恩来总理与三峡工程的关系更为密切。凡与三峡工程有关的重大问题周总理无不过问。林一山在其《周总理关怀水利建设》一文中说：从1950年初长江委成立开始，周总理就很关注长江的治理开发。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明确由周总理主管之后，周总理过问更多。林一山说，他每次到北京，总理都要他去汇报工作。没有周恩来总理这种长期而有效的支持，三峡工程早期研究工作不但不可能奠定如此良好的基础，恐尚有中止之虞。

　　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根据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由于工程仓促上马，采取“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办法，开工后暴露不少问题。但实践证明，建葛洲坝工程，从各方面积累经验，可以说是三峡工程最全面的实战准备。葛洲坝工程规模巨大，技术问题复杂。它的建成，说明我国技术人员已有能力修建世界第一流的水利工程。这对于三峡工程的获准兴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上马可能更困难一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从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兴建一批骨干工程的角度着眼，又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自渝乘船东下，途中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地和荆江大堤，听取了“长办”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抵汉后，又召集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陈云、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都赞同低坝方案。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会议，对国家计委报送的《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

　　198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上任不久，就过问三峡工程问题。他在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程和荆江大堤后，到长江委了解三峡工程和长江中下游防汛情况。

　　民主决策兴建三峡工程

　　在150米方案的设计与施工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重庆市政府于同年11月间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重庆市认为，150米方案，大坝抬高水位有限，水库回水末端仅在忠县至长寿之间，长寿至重庆间的航道不能改善，万吨级船队不能直达重庆。重庆市希望将正常蓄水位提高至180米。

　　在198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三峡工程问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一些政协委员从关心国家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引起争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鉴于重庆市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兴建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充分体现决策的民主和科学性，乃于1986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1、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对“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深入论证和修改，根据论证意见重编报告；2、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新编报告，再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交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审议。水利电力部随即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

　　1989年3月，长江委根据各专题论证报告重新编制的三峡工程175米方案可行性报告经论证领导小组研究通过。

　　1990年7月6至14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论证领导小组关于论证工作和新编可行性报告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民主党派负责人、一些学会的理事长、国务院有关部委与湘、鄂、渝等中上游沿江省市及地区的负责人以及特邀代表、专家共178人。会上，绝大部分人同意论证的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少数人有不同意见。会议认为：新编可行性报告已无原则问题，可报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

　　1990年12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审查新编报告，并于次年6月审毕。

　　1991年7月中旬，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新编报告上报国务院批准，再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根据对议案审查和出席会议代表投票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要求国务院适时组织实施。

　　其时，出席会议的代表2633人。是日下午3时许，大会宣布投票结果：

　　赞成票

　　1767票

　　反对票

　　177票

　　弃权票

　　664票

　　未投票

　　25票

　　当大会宣布三峡工程议案被通过时，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

　　三峡工程今年年底可望建成 创多项世界之最

　　历时十七载，投资一千八百多亿元人民币的长江三峡工程将于今年底可望建设完成。建成后，集诸多“世界之最”的三峡工程年发电量可达一千亿千瓦时，长江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目前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和三峡工程总结性研究有序开展。业内预计，一个投入更大的“后三峡时代”即将开启。

　　历时十七载投资一千八百亿

　　来自国务院三峡办的消息显示，目前，三峡工程枢纽和输变电工程已基本完工，运行平稳。截至今年六月底，三峡工程累计完成投资一千八百四十九亿元人民币。三峡电站累计发电三千二百多亿千瓦时，三峡船闸累计运行近五万闸次，过闸货运量突破三亿吨。

　　三峡工程建成后，可以有效调控长江上游洪水，将长江中游荆江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近百年一遇，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区可免遭洪涝灾害；每年可提供一千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按照初步设计，三峡水电站共装机二十六台，年可替代五千万吨原煤的火力发电，可为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区提供可靠、廉价、清洁的能源。

　　三峡工程一九九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一九九四年正式开工建设。回眸三峡工程十七年的奋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百姓不仅创造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也创造了多项可以永载中国乃至世界水电建设史册的世界之最。

　　创多项世界之最移民百余万

　　而在所有的“世界之最”中，最艰巨的，当数三峡库区的百万大移民。按照三峡工程一百七十五米正常蓄水位，三峡工程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和重庆市共二十个市县，十二座城镇，一百一十四个集镇，一千六百三十二家企业。湖北秭归、巴东和兴山县城，重庆万州的天成以及巫山、奉节、云阳、开县和丰都九个县城全淹全迁。

　　“一项工程实施百万移民，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之举。社会的关注、世人的忧虑、特别是西方某些舆论的怀疑，都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移民是三峡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说，为确保移民安稳致富和可持续发展，国家专门制定了《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库区新型工业、畜牧、旅游等特色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库区基础设施和公共社会事业建设，为库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三峡工程已累计搬迁移民一百二十七万人，移民工作基本完成。而经济持续增长的三峡库区，也进入了历史最快的发展时期。

　　从孙中山先生一九一八年提出长江开发“实业计划”，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迈诗篇，无不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包含无数中国人奉献和牺牲的长江三峡大坝，不仅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座历史纪念碑。

　　现今，三峡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和移民搬迁安置全面进入扫尾阶段，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和三峡工程总结性研究有序开展。“后三峡时代”即将开启。业内预计，“后三峡时代”重庆、三峡库区湖北等区域投入有望超过三千亿元人民币。 (阮煜琳)

　　毛泽东：三峡工程修成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

　　卅载寒来暑往，抹不掉人们的深切缅怀。历史不会忘记，在决定中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在作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决策的时候，毛泽东曾两度把光辉的足迹留在重庆。

　　一赴重庆，为中国的和平理想而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实现和平，休养生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战后中国是走向和平民主团结还是内战独裁分裂，国共两大政党必须进行历史性的选择，并向人民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和平民主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蒋介石集团则妄图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继续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

　　1945年8月，蒋介石以“万急”、“迫切”、“悬盼”等言词，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试图玩弄假和谈伎俩，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为准备和挑起内战赢得时间和政治本钱。当时，人人都在关注延安的态度。8月28日，早已识破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阴谋的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抵重庆。身系天下安危的毛泽东的到来，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和诚意，国统区各界民众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寄予极大的期望，以真挚的热忱欢迎他；国际社会和国内外舆论，也以惊异的目光关注他。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历时43天。在43天中，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谈对谈，以打促谈，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谈判中坚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战场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始终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确保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得以实现，毛泽东审时度势，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出重大让步，最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以不同凡响的个人魅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频繁与重庆各党派、各界代表人物和外国友好人士广泛接触、深入交往；多次举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拜访和会见爱国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情况，交流对国是的看法，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愿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还应老友柳亚子之请求，重抄他在长征中所作的《沁园春·雪》，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寓意了他对人民力量和中国光明前途的信心，震动了整个国统区，并在人民中广为传诵。其间，毛泽东还多次会见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与他们广泛交谈，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独具魅力的人格力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

　　二赴重庆，为实现“高峡平湖”的民族梦想而来

　　1958年3月，当毛泽东再次踏上重庆的土地时，已是他离开重庆13年之后。这一次，毛泽东是为治理长江这件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而来。

　　治理长江是长江流域人民的千年期盼。为了这个期盼，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1918年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建设三峡水利工程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国力衰弱的中国，伟人的构想，只能是一个美好梦想。

　　新中国建立不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高度关注长江水患治理问题。在新设立的国家水利部中专设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研究长江的治理。1953年2月，毛泽东大胆提出在三峡卡住长江，修建大型水利枢纽的思路。这一重要思路，为后来国家制定“水利工作必须从流域规划着手，采取治标和治本结合，防洪与排涝并重的方针”确定了政策指导，并促成了国家对三峡水利工程大规模可行性科学论证工作的上马。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此《意见》在吸收不同意见基础上，作出了“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建设，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的科学判断，为三峡工程建设定下了基调。

　　其实，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想亲自看看三峡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为此，他于当年7月7日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我拟于7月24日到重庆，25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经过调查，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重庆。在视察企业、看望工人后，登上了“江峡”轮，顺江东下，视察长江。一路上，他迎风屹立船头，听专家讲解，观地形水势，以诗人的情怀、政治家的胸襟，绘就他心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新貌。

　　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建立到三峡工程论证决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峡工程建设这一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始终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体现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对国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一切从中华民族福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自觉性和使命意识。此后几十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毛泽东制定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方针，以慎重和科学的态度指导三峡工程论证、决策和建设，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一切从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最高宗旨。

　　毛泽东生前曾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啊。”而今，西江石壁已立，高峡平湖已现，神女无恙，百姓安康，伟人“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已变为现实。毛主席一生心系的重庆人民为这一“功在当代利千秋”的伟大工程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库区新貌和三峡美景，就是对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30周年的最好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