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氏：沉默是一种大爱

　　他一句抱怨都没有，甚至在书中，对“三反五反”也是一笔带过。资中筠认为，父亲的这种绝对沉默，应该是为尊者讳。

　　撰稿·张 静(记者)

　　湖南耒阳一个深山老林的半山腰上，有个名为“资家坳”的小村落。平日里男人开荒造田，种稻谷、棉麻、蔬菜，女人纺纱织布。油盐酱醋，得穿过一条羊肠小道到山下平原去买，置办鱼肉杂货，则要到十几里外的盐沙铺去赶墟。但这山前山后，却蕴藏着一种无烟煤，无烟无臭，烧完只剩下一点白灰。村民用它取暖做饭，还可以把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陆码头去卖高价。

　　“由于交通不便，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小地方，我国即使是几千万分之一的详细地图，也没有它的位置。可我父亲后来在日本留学时，竟然在日本图书馆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中，看到耒阳田心铺某山上有无烟煤矿的记载！真不知日本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华作准备？这使他一方面对日本人深感钦佩，一方面又感到触目惊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资中筠在读到父亲资耀华的回忆录时感慨。

　　东渡扶桑

　　在与资老闲谈中得知，资家祖先本姓朱，明末清初之时因族人犯了罪，举族从河南逃到山中。虽然此地好似世外桃源，但对16岁的资耀华来说，鸟语花香留不住年轻的心。

　　他本来是一心一意想去北京报考“京师大学堂”，机缘凑巧，得知日本把一部分庚子赔款在日本特约五个高等院校，招收中国学生。只要能考入任何一个，除一切都是官费外，每月还给40元生活费，将来升入帝国大学每月给80元生活费。

　　当时去日本不需要任何签证手续，甚至比从湖南去天津、北京还要方便。于是资耀华瞒着家人，从做竹木排生意的同乡那里借了150块银元，跟六个同学一起偷偷从上海吴淞口“乘桴浮海”到东瀛去了。等到他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

　　资耀华离日归国前向师长一一辞行，临行前被一位名为内滕湖南的教授浇了盆冷水：“(当年的中国)若说是国家，可说是十几个国家。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门，各省各地区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自发钞票铸铜元。你现在准备回到哪个国家去？我看，你要回去，很可能无路可走。”

　　听者愤愤然，未料一语成谶。

　　1926年资耀华回到北京，他向教育部报到，根本无人理会。通过种种关系应聘到两所大学任教，说好两百多元薪金，实际发到手上只有二十多元，连应付日常生活都成问题。头天在广东梅县军队的堂弟寄来一封家信，第二日一大早就有奉军破门而入，翻箱倒箧。

　　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有小兵搜出一封信。“人赃俱获”、准备开押，未料领头的军官扫了一眼之后面色突变：“总理大人……日本人写的……误会，误会！”

　　原来那位深谙“中国关系学”的内滕教授早已料定弟子回国后必受打击，因而早早写了一封信让资耀华带给他的好友，曾做过内阁总理、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希望这位左右逢源的大人物能给些许照顾。而这次搜查，正好给了走投无路的资耀华一个提醒。

　　与熊氏晤面第二天，资耀华依其指点到北京银行公会《银行月刊》编辑部去找李某，从此过上了教书、卖文的生活。20多天后，他又突然接到了中华汇业银行的面谈邀请。

　　1928年，资公遇到了第二个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之人——陈光甫。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因激赏资耀华在《银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力邀其加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从此倚为左右手。到建国前，这家最初只有7个办事人员、10万元额定资本的“小上海银行”，已经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型商业银行。

　　据读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展简史以及陈光甫日记的金融界人士陈彩虹所言，谈及中国的私人商业银行史，不能不谈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就不能不谈到彪炳史册的决策者和资公这位“军师”。

　　陈光甫素有“银行为大众服务”之想。为了便利顾客，这家银行做了许多别人不屑为的琐碎事。比如可以一元开户，不拒绝发放小额贷款，还开办保管箱、代收水电费等好多项业务，甚至帮助客户请律师打官司。上海银行的顾客因此越来越多。

　　资中筠提到：“我父亲刚到上海银行，曾以上海电话簿为基础，分区、分街道、分弄堂进行调查，摸清了全上海的商业区、住宅区、高级中级人士分布情况，以上海银行总行为中心绘制了一个草图。”

　　据资公自己的回忆，他发现当时各银行最成问题的是付款速度不快，顾客难免口出怨言。于是建议将活期存款账号分成几个窗口，在窗口外也标明多少号到多少号在哪个窗口付款。每一个窗口的银行办事员，平日要用心将本窗口内几百户的签字或印章上的特殊点用心熟记。同时还要熟记每个存款户的存款余额，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接到支票就可以立即付款，最多不过三分钟，甚至一分钟就可以完成。当然这是要平日下苦功强记，相当烦难，但资公认为如果能做到必使顾客有口皆碑。他还经常以顾客身份，跑去上海中外各大行“偷师”，默计他们的付款速度。

　　早在汇业银行之时，资公曾判断经营不善的汇业银行难以维持到年底，后汇业银行果然在1928年底前宣告停业。1930年，资公奉陈光甫之命赴东北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结论是：“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疱，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疱穿了再看。”此话不幸言中，次年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资公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终于没有匆忙进入东北，这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1930年初，天津金融界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段祺瑞的女婿奚伦等人开办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最初排场很大、高不可攀，各大银行趋之若鹜。而且经理们之间都是互相保密，希望自己多做生意。没想到这家公司每况愈下，最终宣告破产，创办人也逃得无影无踪，几乎酿成天津金融界全体倒台。有感于银行界历来互相保密并非好事，上海金融界开始筹办征信所互通声气，最先、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便是资耀华。上海银行界人士沈建中曾说道：“从前外人对华人极为轻视，自征信所成立以来，外人藐视华人之心理为之一变。”

　　“我父亲是一个很沉默寡言的人，我在家就没听过他讲过多少话。”资中筠说。他们家不置私产，解放前一直租住里弄的普通房子，“家徒四壁”，连字画都不挂。资公之形象确实很难与人们心目中的银行家形象联系在一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谨小慎微，不事张扬、近于迂阔的布衣书生，在非常之时，却每每有非常之举。

　　1935年，他在陈光甫的安排下赴美留学。一位美国专家来接，在高速公路上故意炫耀，开到每小时100多英里。资公惊心动魄，但也不肯示弱请其放慢速度。

　　1945年抗战胜利后，资耀华应邀作为金融界代表访问重庆。他想到天津中、交两行还未正式营业，其他银行库中尚无法币，市场上法币奇缺，物以稀为贵。要把握好时机，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不顾全身发高烧，千辛万苦设法辗转从重庆冒险带回一箱10万元法币现钞。上气不接下气地交待完如何经营运用便不省人事了。

　　待到大病初愈，外界果然纷纷谣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理从重庆带来了几十万法币现钞。”一时轰动三津，应验了他当初的预言：“如能将这批现钞运用得好，可以发挥几十万法币的效果。”

　　货币战争

　　“我父亲体质甚好，壮年一共生过两场险些夺命的大病，一场是让日本人气的，一场是让国民党气的。”资中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