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考证：资公或许为中国最早确切得知日军将要大举侵华的人之一。

　　1936年，资耀华第三次赴日考察，嗅出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息。“过去日本老百姓看到军人士兵，非常爱戴，非常亲热，这次老百姓看到军人，好似非常畏惧，总是敬而远之。过去军人不常上街走动，也不带武器，这次则是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真有点箭上弦、刀出鞘之感。”

　　尤其是老同学室伏高信看到他大惊，将其拉到一处偏僻的小饭馆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让资公如梦初醒：“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您得赶快回中国去，否则就可能当俘虏了。”

　　回津后，资耀华立刻走访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两位经理，以及南开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何廉及方显廷博士，将听到的秘密消息告知他们。两位学者一致认为：“金融业将来可能被日寇拉拢利用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

　　除此四人外，资耀华没再对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他担心引起不必要的慌乱，也怕传到日本特务的耳中，不仅会招来性命之忧，也会连累室伏高信。

　　在天津分行，资耀华开始暗中收缩放贷，并收回租界之外的贷款，重点转向租界之内的业务。既不能明说，又不能不做，委实颇费踌躇。他当时以为有租界作庇护，可以苟且偷安，事后感慨道：“这种想法，不但是太天真，而且是懦夫意志、一厢情愿。”

　　从此资耀华每天总是过着神经紧张、忧心忡忡的生活，自言如一叶小舟航行在大海大洋中，恐惧地等待十级大风暴的到来。

　　果如两位老教授所言，华北沦陷后，天津租界内的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老法币与日伪联银券的生死斗争。日本对中国经济、金融的掠夺，正是它“以战养战”的重要内容。

　　而资耀华此时接到的总行电报指示是：“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而且联络团结全体同业共同对敌的“兴亡之任”，也落到了资耀华的肩上。

　　此时的资耀华颇为为难，他不能明说自己有指示，又不能指手画脚引起同业不满。于是苦思冥想出了一个“银行家午餐会”。

　　他找到天津市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郑诵先，此君多才多艺、长袖善舞，更兼对饮撰烹饪大有研究，颇能做出几道名菜，还煮得一手好咖啡。午餐会每天座无虚席。资公最大限度地利用茶余饭后之机，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秘密消息以及指示，大家一起讨论出主意，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天津市全体同业，无论遇到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决不可与其合作，不能当面直接拒绝，则设法推辞拖延，更要与租界英美法外国银行联系，一致维持法币信用。

　　这种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界同仁一致抛弃伪联银券的“货币战争”，使社会上的法币逐渐隐藏起来，而伪联银券却泛滥成灾，令日伪痛恨却有苦难言。

　　但也因为此，日军更把租界当作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于是在入侵租界到日本投降这四年，资耀华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岁月。1944年更发生了一桩惊险之事，伪华北政府经济总署突然给天津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发出聘书，要成立伪华北经济委员会，用来控制华北物力、财力，接济军用。资耀华也收到了委任书。他视作奇耻大辱，当即将委任书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同时嘱咐家中准备棉衣棉裤，等待宪兵队捕捉入狱。最终不知何因，居然躲过一劫。但他忧心成疾，直到抗战胜利后去美国才得到完全根治。

　　在天津沦陷的日子里，资耀华天天躲在被窝里听重庆的广播，对当时的中央政府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胜利消息传来，他与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以为自由富强的中国要建立起来了。此后他接到邀请，作为天津金融界代表访问重庆。但这次是抱着满腔希望而去，却被担架抬着回来。

　　当时流行一个谜语——用“抗战胜利”打一古代人名，答案有屈原、苏武、蒋幹、共工等等，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个答案是“白胜”——白白胜利了，老百姓没得到任何好处。

　　资公在重庆，目睹的是一幕一幕的“接收”丑剧。特别是他的挚友和同乡前辈——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范旭东被宋子文气死之事，令他灰心丧气。当时永利公司遭到极大破坏，打算从美国进口一套新的化学机器，万事俱备，只待中国银行担保。没想到范旭东与宋子文谈来谈去，最后得到的暗示竟然是只有将公司归他主持才可以得到担保。本已心力交瘁的范旭东心脏病发作撒手归天。资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精神上几乎被摧垮，不幸在归途中染上了极为凶险的登革热。

　　他被抬至家中，没想到几位北京协和医院的主治大夫已经等候多时。他们并非能掐会算，此次不请自来主要是为了打探重庆消息，阴差阳错居然在第一时间对资公进行了名医会诊。

　　襄赞之功

　　从重庆回来后，资公对国民党热情大减，立志不参政。资中筠曾亲眼看到父亲撕毁聘书。但他将参加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当作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大幸福。

　　1949年他在一次赴金融界座谈会的途中，看见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的行名已经被纸遮盖，并换了一个银行名字，到会后立即建议要保住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因为两行在全国的信誉较高，有利于搞好金融市场工作，同时是国际上认可的，这样就为国家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在他逝世后，讣告上对他的生平介绍中有一句话：“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

　　1950年，资公曾赴香港面见陈光甫，商谈上海银行公私合营问题，转达周总理及李济深希望他回国参加政协的意见，并言明其个人与资金都来去自由。

　　陈光甫觉得甚合心意，准备在公私合营后到北平暂住，还亲笔写了封信，托他带一件贵重的冬大衣给李济深，并托李济深转交给毛主席一副对联，写明“润芝先生教正”。

　　资公回来后四处为陈光甫寻找合适的住房，最后在方家胡同看中一所，要价三万五千美元，正讨价还价之时，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结果不但陈光甫不能回来，他自己也与香港不通音讯达三十年之久。

　　一夜之间，资耀华上了报纸的头条，被扣上了“大奸商拒不交代”的帽子，多了“里通外国”的罪名，此事正因争取陈光甫而起。

　　而他的两个女儿也受到了单位的压力，大女儿资中筠甚至一度要登报与父断绝关系。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女儿们才恢复了每周的探望，当时资老对夫人说了一句话：“老太太，你该高兴了，现在你的孩子可以不跟你划清界限了！”资中筠感慨道：这句话蕴藏着自“三反五反”运动三十年来多少压抑的亲情！

　　我曾问资中筠，为何会如此决绝，难道不相信自己父亲的清白？她沉吟了一会儿才答：“一开始是相信的，但后来就变得不相信了。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候，我父亲他个人是好是坏都不算数，他已经是那个阶级的人了。我要靠拢无产阶级，就必须疏远他们。”

　　1960年资中筠生孩子，产假没休满就接到任务出国。当时孩子是交给母亲。由于单位有人提出说资产阶级跟我们争夺下一代，她只好坚决送女儿去幼儿园全托，母亲接送，但接了几次“群众”又有声音，于是连母亲接送都免了。

　　“当年我们特别担心人家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在教育女儿上也是特别想让她没有私有观念。没想到女儿经常带着小朋友来家里，什么都让人家拿。我想这可麻烦了，又没办法推翻自己说的话，只好把家里要紧的东西都藏起来。问题又来了，女儿到别人家里也是见什么拿什么，她没有私有概念。结果我这个教育是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资耀华给三个女儿起名：资中筠、资华筠、资民筠，“文革”之时，曾有人专门来调查是否有反党之意。“如果有第四个孩子，或许会叫资国筠，那可能真的会引来一场祸事。”资中筠笑言。

　　她最后悔的是，父亲从90高龄开始写回忆录，一直写到93岁，完全不靠口述，而是一笔一画，自己写，自己抄。“这本书写到后面越来越简单，可能是他精力不济了。如果我当时能在他身边帮助他，还能多留下一些东西。”

　　资公本是难得的金融界实干家，但在“三反五反”之后，他却被起任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直到去世前，都完全从事于金融史料的整理、编撰工作，这对他本人的能力以及我国的金融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然而他一句抱怨都没有。甚至在书中，对“三反五反”也是一笔带过。资中筠认为，父亲的这种绝对沉默，应该是为尊者讳。“我父亲相信新民主主义。耀华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他十几岁留学，在外国遭受种种侮辱。回国后则历尽了内忧外患，在美国期间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大为兴奋。”

　　资公也曾在回忆录中言，“听到毛主席讲‘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那一刹那，我的肺腑中积压了几十年的屈辱、怨愤、委屈、辛酸和苦辣一股脑儿迸发出来，化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泪如泉涌！我就是在这样激动不已中发誓，要以身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