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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认为自己不行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09日11:43  新民周刊

  攻略二: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是认为自己不行,而且要在任何人身上发现优点。

  《新民周刊》:这似乎说明,不断跟市场妥协、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是你立足的根本?

  潘石屹:机会主义不好说,但是商业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商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毛主席当年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意思)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他不管,他就看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就是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作为一个好的商人,一定要面向市场,别整天这个模式那个模式的,别人说的商业模式是没用的。

  首先你在大势上得看得远,否则你会很恐慌,就像现在突然来一个金融危机,弄得这个跳楼那个卧轨的,你得有信心,现在美国人民就没信心了。为什么中国现在敢放钱出来?我听中国人民银行的几个领导说,美国政府现在往下放钱就放不下去了。其次在具体操作的时候,一定注意千万别搞革命的浪漫主义,否则你做生意就得亏本。

  《新民周刊》:大家都在喜迎建国60年,你最近也写了应景文章,说自己是60年剧变的样本。

  潘石屹:共和国60年,我一个40多岁的人没法评价,挨饿是什么滋味,把上海的知青打发到荒郊野外是什么滋味,这些我都无法评价,这要让那些经历过的人去评价,他们的评价,比我们看点书或者道听途说的要真实得多。

  但是我看到了30年来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咱就拿建房来说,20多年前建的房子多惨啊,30多年前的房子更是没法看。一个经济体能起这么大的变化,确实是个奇迹。在这30年的变化中,如果要找个样板的话,那就是我了。那时我们天天吃救济粮,救济粮是什么——红薯片,你或许不相信,我现在一看到红薯片,肚子里还直冒酸水。那时候真的吃不上饭,我的两个妹妹都送给别人了。有人问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东西,我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吃上了细粮——那时候能吃饱饭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重视,包括学习成绩。

  改革开放30年,我就是一个脱贫榜样。那时村里人跟我爸妈说,你们家都穷成这样了,还让孩子上什么学,回来干活吧,但我爸妈坚持让我上学。当年我们家是最穷的,现在成了村上、包括县里最富的了。

  《新民周刊》:你1987年去深圳,1989年又去海南创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大浪淘沙,是何以走到今天的?

  潘石屹:我觉得时代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两点也至关重要,第一就是要看得远,相信中国的未来,相信未来是个公平法治的社会。我跟公司的财务人员开会,唯一唠叨的就两点原则——绝不做一分钱的假账,绝不偷税漏税。你想我们每年上百亿的销售金额,稍微偷点漏点算什么?但是我们一分钱没漏过。这些年我亲眼看到一批批企业相继垮掉,基本上是5年一批,很多不是因为投资失败,而是倒在了偷税漏税和行贿受贿上。

  第二,如果我可能有点才能的话,那就是相信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让别人去做,团队精神比个人能力有用得多。我看过去的那些同学,那时候在考试中第一第二的,现在状况都特别不好。如果别人都不如你,那也就不会帮你了——所以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是认为自己不行,而且要在任何人身上发现优点。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这些年活下来的房地产企业都有哪些共性?

  潘石屹:万科算是一个标本吧,现在万科的规模最大,全中国第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他们开发的建筑面积是第二名的两倍,所以很多人研究万科,觉得他们这个对那个也对。

  我跟王石很熟,他老爱搞技术,一开始号召全公司学PowerPoint,要做幻灯片;一会又要在上海搞什么构建式房屋,其实这些都不是他的强项。虽然他自认为身处第一线,其实他对先进技术的认识是很麻木的。你想他天天在喜马拉雅山上,这个行业真正进步到哪一步了,他真是不知道——结果他就爱做这方面的尝试。

  但王石是个正派的人,他就是不偷税漏税、不行贿受贿,所以尽管他犯了好多错误,最终一步步还是发展起来了。以我对万科及王石的了解来看,万科的企业文化就是正派的企业文化。你要是不正派,出去谈个项目就给人一点回扣,但是万科上上下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么多年活下来的企业,虽然大家在技术方面有高有低,但总体来说都是正派的企业。房子漏水了、构建不好,这些都是能弥补的——但如果老总被抓了,这个企业就完蛋了,只要走错一步就没了。

  《新民周刊》:在媒体的报道中,你的故事都是从1987年“偷渡”去深圳开始的,那时大家还在为理想主义煎熬,你却走上了实用主义的道路。

  潘石屹:我那时也是理想主义呀——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而理想主义。那时我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工资特别高,我最后一次拿工资的时候,是101块钱。那时我整天坐机关,工资里还有24块钱的野外津贴,以及1.2元的自行车费等等。

  因此,当听说我要辞职的时候,我爸说我疯了,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得“下海”。在那个机关里,我基本上就干两件事,第一就是捣鼓电脑搞编程,当时我们什么电脑都有;除了电脑,就是一年四季分东西,我分过鸡蛋,分过草莓,分过豆腐皮、粉条、大米,都是下属单位为巴结我们送的。

  攻略三:上海有很多机会,我们还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

  《新民周刊》:还是回到你的商业模式上。散售也会带来一个项目的持续性问题,当年任志强也曾批评过你,说这种快速销售会带来项目的“断顿”。

  潘石屹:这10年时间,任志强没有一次不来批评我们,而且几年前,他还把自己写的批判文章偷偷送给了《北京青年报》,我说你别偷偷送,我们出了一本书,叫《SOHO现代城批判》,专门扒自己的皮。现在你可以问任志强服不服气。他原来是个大公司,现在越办越小,我们呢?则是在现有的商业模式下越办越大,规模已经是他的好多倍。

  从目前来看,我们再持续发展5年是没有问题的——在5年内,我还有那么多钱呐,还怕找不着继续发展的机会?很多人说,你才有4年的土地储备,别的公司土地储备都30年了,最多的有151年的——实际上我们是安全的,他们是不安全的,万一国土资源部真的执行“两年不开发土地就收回”呢。

  《新民周刊》:散售的模式会导致物业管理混乱,你认为呢?

  潘石屹: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总是要慢慢调整修改,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物业管理还是十分重要的。原来我们相信社会化的管理,开发后请最好的物业公司。我们有两个项目,一个现代城,一个建外SOHO,当初选物业的时候是非常慎重的,现代城当时选的是中海物业,但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选的人被抓起来了,这下就乱套了。

  建外SOHO当时我们找的是赛特物业,结果管了一段时间总公司闹政变,好像让人给收购了,所以从目前来看,我们一定要成立自己的物业公司,这样质量和品质才能有保证。

  《新民周刊》:未来你会更多着眼于上海的商业地产么?

  潘石屹:上海有很多机会,我们还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长宁区领导曾对我说,以后围绕虹桥机场这一交通枢纽,长宁将跟周围的苏州、无锡等地建成半小时经济圈,这让我很动心。如果长宁区也能给我类似虹桥机场那么大的地,我一定会考虑,就像我扎根北京CBD区域开发了15年一样。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目前的“地王”频现以及央企拿地的情况?

  潘石屹:最关键就是央企为什么一下子就起来了?因为中国面对金融危机一直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上4万亿的救市计划,这么多钱让央企拿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花。各个行业产品过剩,他们想象中的房地产是个暴利行业。我们在竞拍“广渠路15号”那块地的时候,一共去了11家,除了我们一家,剩下的全是国企。

  有很多人特别悲观,觉得中国多少年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市场经济,到头来国有企业都把民营企业给挤压了,但是我也能理解,这个时候政府要救市了,政府只能把钱交给国企,它怎么可能把钱交给我呢,交给我就不正常了,是吧?

  《新民周刊》:地王频现,对未来的房价会有多大的影响?在你看来,现在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肯定充满了泡沫吧?

  潘石屹:对房价的影响是肯定的,不过国土资源部不太承认。创造一个地王,周围方圆两公里的地价全涨了,这就是市场的一个反应。周围拿个地每平方米都2万多了,我的房子凭什么还卖1.2万?

  我觉得上海的住宅市场一定要警惕。今年9月份开盘的项目,有13个楼盘的单价都超过10万元(每平方米)了,这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中国的收入水平、发展速度,能不能支撑这个价格?

  攻略四:如果每天看自己的财务报表,再跟其他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一对比,然后乐半天,那就要出问题了。

  《新民周刊》:任志强说你把西红柿卖成了水果的价格,他说北京的房价就是被潘石屹炒起来的。在公众的印象中,你是把概念引入地产,从而把房子卖出了好价钱,你同意这种说法么?

  潘石屹:这实际上还是跟任志强有关系。你想我小时候,爷爷是国民党军官,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爸爸是右派,家庭又是地主成分,是受歧视的。但任志强他爸是建国时期商务部的常务副部长,以后是常委——他是高干子弟,所以我们俩对人的态度不一样,他穷横穷横的,对谁的态度都不好,包括对他爸。对建设部部长,还有曾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他见面就训人家,把人家气得不得了。

  上次我和任志强参加曹景行的一个节目,每人谈自己的童年,曹景行是上海长大的,我讲的事情他们都没听说过,他们讲的我也不能想象——任志强说他小时候,家里的警卫员老欺负他,人家是高干,家里有警卫员,我也想象不到。

  《新民周刊》:那任志强说你把房价卖高了是不是事实呢?

  潘石屹:这是一种市场能力。任志强真是卖不出东西,好东西他也卖不出去,他转来转去有4个项目都转给我们了。他们公司的人说:咱们卖的话不也能卖出去吗?任志强说:你去试试,咱们不是都没卖得出去?

  他的项目我们接手后都改造了,他们造的东西有点粗糙,同样一块布,任志强设计出来的衣服和世界大牌设计出来的肯定不一样,他造出来的是大褂,就是卖不出去。

  我向任志强拿了4个项目,“尚都”是块地,“光华楼”也是一块地,但我们设计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我跟他只接了一个现房,花了一年时间改造,都快把我累死了。

  《新民周刊》:现在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你们还是能拿到地,很多人就怀疑你们是不是有背景。

  潘石屹:我们跟政府官员接触得非常少,我们没有一点点背景。背景这个东西,是个双刃剑,能给你带来好处,也会让你垮台。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路子,做公司跟做人一样,要有一个纯洁的动机。

  背景背后一定是有交易的,比如说你偷税漏税,税务局的人来找你,你们可能会坐下来谈谈,而且可能能谈出一点背景,但这个背景可能随时是个定时炸弹。

  《新民周刊》:你觉得目前SOHO中国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潘石屹:目前SOHO中国从财报报表上来看,业绩非常强劲,我们可称得上是最好的财务报表,销售业绩也比较好,最大的危险就是不操心。如果每天看自己的财务报表,再跟其他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一对比,然后乐半天,那就要出问题了。

  如果我们长期沉浸在胜利中,那就没有创新能力了。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等你高兴个三年,再想调整就来不及了,所以要不断创新,来适应市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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