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钱学森,杭州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简历的第一句话是:“钱学森,浙江杭州人……”他在这个人间天堂度过了人生启蒙的最初三年。
由此,他成为这个城市现代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之一。
从昨天上午8点零6分开始至晚上,12小时,我们四处搜寻,试图寻找这位伟人留给杭州的特殊记忆。
他最近一次来杭州,是上世纪60年代。
犹如萧亚轩在歌中唱的那样,他是这座城市“最熟悉的陌生人”。
近十年间,杭城有谁见过钱老
斯人已逝。种种信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也试图在杭州搜寻。
可近十年间,杭州似乎没有人见过钱学森。
浙江省科协是我们第一个打探的地方。他们说只有一位早已退休的前党组书记见过钱学森,但那是在20年前。
浙江大学是第二个搜寻地。据说前浙大校长潘云鹤多年前曾与钱学森有联系,但仅止于书信往来,未曾见人。
钱学森是钱王子孙,杭州钱镠研究会一直引以为傲,但研究会中也无一人见过钱学森真颜。
2000年,本报启动“约会百名院士”的全国采访行动。那一次采访为很多名人留下了遗迹,包括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可很遗憾,本报多次联系总装备部,因种种原因未能采访上钱老。
外甥22年前见过“堂舅”
文一路嘉南公寓,我们终于找到一位叫陈天山的人,他外公跟钱学森的父亲是亲兄弟,他叫钱学森“堂舅”。昨天上午,他北京的姐姐告诉他,“堂舅”走了。
66岁的陈天山一生只见过堂舅2次。
第一次是在1955年秋。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到杭州来看望叔叔。“堂舅穿了一身花的毛线背心,7岁大的儿子钱永刚不会讲中文,拿拳头捶打我。”
第二次是1967年,“那年我去北京见堂舅,他很忙,就聊了几句,聊了什么,我现在都不记得了。”
2008年11月,钱学森的一位堂妹钱学敏在杭师大做报告,她也很少去堂兄家,“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一般不去打扰他,除非是一些特别重要的节日,比如他生日。”
可即便是他生日,据说也得得到医疗组的同意才能相见。
据陈天山说,近十年间,除了至亲,唯一见过钱学森的就是钱学榘(钱学森的兄弟)的孙女钱向民。
本报两次采访钱老的儿子
唯一的消息源就是钱学森的儿子、中科院研究员钱永刚。
2006年与2008年,因为钱学森图片展在杭开展,他两度赴杭。
这是我们与钱学森最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钱永刚长得挺像他父亲,尤其是那两道浓眉。说话的语气、下判断时那种不容置疑性,显露了他颇为刚强的个性。
在香格里拉靠湖的那个房间,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大多聊的是钱学森。显然,他无法像普通孩子那样经常依偎在父亲身边,
“我父亲总是很忙,后来我上了初中,住校了,与他见面的时间就更不多了。”
不过即使见面,钱学森也并不多问钱永刚的学习。父亲从未教他如何读书。很少刻意和他们说大道理。以至于成年后,他曾有一次向母亲“抱怨”:你们怎么小时候不教我?母亲非常奇怪:大人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做。我们十几岁到国外,有谁教呀?
更多时候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着他。“他们工作认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做事习惯。他们为我们营造了这样一种环境。”
让人意外的是,他对人们动不动就给钱学森冠以“爱国主义”的帽子颇不以为然,“爱国主义不是我父亲的专利。那个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做的。”
“我曾经翻看父亲大学时代的留言本,那是他留学前夕同学们写给他的留言,大多是实业救国、祖国待君之类的话。”
“这就是社会教育。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能不爱国吗?”
钱永刚说,钱学森晚年很大精力投入到治沙事业中,他觉得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应在“不毛之地”上利用现代化技术。
时隔半个世纪,钱学森再也没来过杭州。也许这多少让家乡人遗憾,钱永刚的解释是:“父亲的心怀很宽广,他心中装的是中国,而不仅仅是故乡杭州。”
就在去年钱永刚来杭州时,“老爷子问我上哪去,我说到杭州和海宁(钱永刚外祖父故乡),他会心一笑,以示允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