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钱学森，杭州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简历的第一句话是：“钱学森，浙江杭州人……”他在这个人间天堂度过了人生启蒙的最初三年。

　　由此，他成为这个城市现代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之一。

　　从昨天上午8点零6分开始至晚上，12小时，我们四处搜寻，试图寻找这位伟人留给杭州的特殊记忆。

　　他最近一次来杭州，是上世纪60年代。

　　犹如萧亚轩在歌中唱的那样，他是这座城市“最熟悉的陌生人”。

　　近十年间，杭城有谁见过钱老

　　斯人已逝。种种信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也试图在杭州搜寻。

　　可近十年间，杭州似乎没有人见过钱学森。

　　浙江省科协是我们第一个打探的地方。他们说只有一位早已退休的前党组书记见过钱学森，但那是在20年前。

　　浙江大学是第二个搜寻地。据说前浙大校长潘云鹤多年前曾与钱学森有联系，但仅止于书信往来，未曾见人。

　　钱学森是钱王子孙，杭州钱镠研究会一直引以为傲，但研究会中也无一人见过钱学森真颜。

　　2000年，本报启动“约会百名院士”的全国采访行动。那一次采访为很多名人留下了遗迹，包括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可很遗憾，本报多次联系总装备部，因种种原因未能采访上钱老。

　　外甥22年前见过“堂舅”

　　文一路嘉南公寓，我们终于找到一位叫陈天山的人，他外公跟钱学森的父亲是亲兄弟，他叫钱学森“堂舅”。昨天上午，他北京的姐姐告诉他，“堂舅”走了。

　　66岁的陈天山一生只见过堂舅2次。

　　第一次是在1955年秋。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到杭州来看望叔叔。“堂舅穿了一身花的毛线背心，7岁大的儿子钱永刚不会讲中文，拿拳头捶打我。”

　　第二次是1967年，“那年我去北京见堂舅，他很忙，就聊了几句，聊了什么，我现在都不记得了。”

　　2008年11月，钱学森的一位堂妹钱学敏在杭师大做报告，她也很少去堂兄家，“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一般不去打扰他，除非是一些特别重要的节日，比如他生日。”

　　可即便是他生日，据说也得得到医疗组的同意才能相见。

　　据陈天山说，近十年间，除了至亲，唯一见过钱学森的就是钱学榘(钱学森的兄弟)的孙女钱向民。

　　本报两次采访钱老的儿子

　　唯一的消息源就是钱学森的儿子、中科院研究员钱永刚。

　　2006年与2008年，因为钱学森图片展在杭开展，他两度赴杭。

　　这是我们与钱学森最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钱永刚长得挺像他父亲，尤其是那两道浓眉。说话的语气、下判断时那种不容置疑性，显露了他颇为刚强的个性。

　　在香格里拉靠湖的那个房间，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大多聊的是钱学森。显然，他无法像普通孩子那样经常依偎在父亲身边，

　　“我父亲总是很忙，后来我上了初中，住校了，与他见面的时间就更不多了。”

　　不过即使见面，钱学森也并不多问钱永刚的学习。父亲从未教他如何读书。很少刻意和他们说大道理。以至于成年后，他曾有一次向母亲“抱怨”：你们怎么小时候不教我？母亲非常奇怪：大人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做。我们十几岁到国外，有谁教呀？

　　更多时候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着他。“他们工作认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做事习惯。他们为我们营造了这样一种环境。”

　　让人意外的是，他对人们动不动就给钱学森冠以“爱国主义”的帽子颇不以为然，“爱国主义不是我父亲的专利。那个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做的。”

　　“我曾经翻看父亲大学时代的留言本，那是他留学前夕同学们写给他的留言，大多是实业救国、祖国待君之类的话。”

　　“这就是社会教育。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能不爱国吗？”

　　钱永刚说，钱学森晚年很大精力投入到治沙事业中，他觉得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应在“不毛之地”上利用现代化技术。

　　时隔半个世纪，钱学森再也没来过杭州。也许这多少让家乡人遗憾，钱永刚的解释是：“父亲的心怀很宽广，他心中装的是中国，而不仅仅是故乡杭州。”

　　就在去年钱永刚来杭州时，“老爷子问我上哪去，我说到杭州和海宁(钱永刚外祖父故乡)，他会心一笑，以示允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