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教育的话题持续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先是刚刚走马上任的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首次亮相，就把“火” 烧在了“择校热”上，然后是安徽11名教授就不久前去世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多次向温家宝总理发问“为什么现在我 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给新任教育部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出的公开信，最后是北京大学推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 荐制”引起的风波。凡此种种，归结到一点，就是人们对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基，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教育公平是教育的基本价值和目标，关乎社会公平 与正义。在现实中，教育却被列为“新三座大山”之一。这不仅是因为教育收费领域存在种种不规范，更因为频发的诸多教育 乱象，已在中小学教育中发酵成为潜规则。前不久，央视曝光了其中八个，称“其积弊之深令人震惊”，如“免试就近入学” 异化为“争相择校”，择校费“被自愿”，升学率还在争第一，“重点班”改名“创新班”……这些“教育潜规则”中，不论 是择校问题，还是“重点班”现象，折射出的都是一幅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的真实教育图景。“一样的孩子，不一样的前途”这 句择校广告语，听着就让人揪心。如果义务教育资源能更全面普及和均衡覆盖，就能抑制制造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不公，社 会公平才有保证。现在，袁贵仁部长提出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其实可以看作是对此教育严重失衡现状 开出的一副良药。

　　而“钱学森之问”牵扯出的则是教育更深层次的问题，出不了杰出人才、出不了大师的尴尬现状给表面上繁荣红火、 规模世界第一、博士数量赶超美国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跃进”迎面泼了一盆冷水。中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教育思想已经 偏离教育自身，教育资源垄断在行政部门手里。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 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必须去行政化，消除官本位意识对教育的浸淫，使教育回归自身。对于“钱学森 之问”，每个人都明了教育在表面的繁荣下，存在着深刻的危机，也都清楚教育的症结所在，必须展开实质性的教育改革，靠 动大手术才能解困。

　　正是在这种情绪下，当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打破高校招生“一考定终身”的时候，人们在最初的 普遍怀疑能否保证推荐过程公平公正之后，其实对校长们还是抱有一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希望的，希望能够网罗一些被高 考关在门外的偏才、怪才上北大。而之后各地推荐的事实表明，推荐俨然变成了一场考试分数的大比拼——那些重点中学的尖 子生，不用你推荐也会考入北大、清华的，推荐倒显得多此一举。在社会对高考公平非常关注、对以权谋私非常敏感、社会信 任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唯分数论”可能是最原始的公平，对推荐者来说也是避免瓜田李下之嫌的“最安全”的选择。

　　意在灵活选拔、软化过于僵硬的“唯分数是取”的现行高考制度的中学校长推荐制，到头来竟然演变成一个“不得不 按分数推荐”的局面，这无疑极具讽刺意味。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一校长推荐制实际上已经失败了。

　　众所周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也自主招生过。比如，吴晗的数学虽然是零分，但因为文史、英文均是满分 ，被清华录取；无独有偶，钱钟书的数学只考了15分，但英文考了满分，同样被清华录取。此次入选北大推荐资格的39所 中学，都是清一色的应试教育名校，试想一下，在经过小学、初中、高中的长期应试训练、选拔之后，诸如吴晗、钱钟书这类 偏才、怪才，是否还能幸存下来留给这些重点中学的校长来“推荐”呢？

　　因积重难反，中国教育改革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来推进，而且改革者必须有壮士断腕、舍身取义的气概。不少网民用 袁贵仁部长名字的谐音，赋予他一个沉甸甸的使命——期待袁贵仁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贵人”。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1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