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拆迁条例》的修改阻力来自各级政府

　　王俊杰

　　12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国务院正准备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目前已组织了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委，进行前期的立法调研工作。

　　当天，北大法学院5名学者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建议立法机关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12月8日新华网)

　　这二则新闻出现并非偶然，与近期出现的几个惨烈的事件有关。在成都，一位叫唐福珍的公民在面对政府暴力拆迁时，以命相抗，自焚于屋顶；在贵阳，开发商组织数十名不明身份人员，携带钢管、撬棍和封口胶采取暴力手段破门进入被拆迁房屋，将正在熟睡的13名无辜群众强行拽上汽车，拖离现场，丢弃于他处；在上海，被拆迁户女主人潘蓉在屋顶拿燃烧瓶和当地政府组织的拆迁队对峙。中国征地拆迁开始步入暴力的怪圈。

　　征地拆迁有两种，一是为商业利益进行征地拆迁，二是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征收。商业征地拆迁就是开发商为了商业利益与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直接商谈，是一种单纯民事法律关系，能谈下来就开发，不能谈下来就不开发。而政府的征收不能为了商业利益，只能是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土地和房屋，这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如果民众对于这种征收不服，可以去法院状告政府。

　　但是，“拆迁条例”却是将这两种关系混作一谈，从而剥夺和限制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首先，政府将拆迁许可证发给了开发商，让开发商作为拆迁人直接面对被拆迁人，而开发商又手持政府发的拆迁许可证作为“尚方宝剑”，化身为政府的代理人，来对抗被拆迁人。这里，发拆迁许可证的行为是一种政府征收行为，原本这种征收只能为公共利益，但政府发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却可以用来搞商业利益开发，并且具有了行政力量的支持；其次，直接面对被拆迁人的是开发商，而不是政府，而且当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发生矛盾冲突时，政府还作为中间人装模作样地进行裁决。而事实上，谁都知道，拆迁许可证是政府发放的，政府本身就是当事的一方，这完全违背“自己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正义原则。

　　“拆迁条例”之所以采取这种让政府在幕后隐身的方式，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政府的“土地财政”在作祟。政府用低价从农民、被拆迁人手中拿到土地，然而再高价将土地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取高额利润。这样，政府当然愿意不仅仅为公共利益而征收土地，而更乐于为开发商的商业利益而征收土地，发放拆迁许可证给开发商。而且，在很多时候，政府工作人员直接参与开发商的强行拆迁。政府和开发商双双赚得盆满钵满，而被拆迁户的利益就在政府和开发商的合谋中被损害了。

　　“拆迁条例”如果要修改，就必须解决政府躲在幕后，与开发商合谋牟利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正是地方政府阻挠“拆迁条例”修改，使得修改迟迟不能进行的关键所在。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燃烧瓶与自焚，立法机关应正视并尽快解决这一问题。让幕后的政府在征地拆迁中现身，就必须废除“拆迁条例”中给开发商发拆迁许可证的规定。政府如果要为公共利益进行征收，则必须由政府直接出面与被拆迁户谈判，双方谈判不成，交由法院最终裁决，法院有权判断“公共利益”和拆迁补偿标准，在法院裁决前政府不得进行强行拆迁；如果开发商为商业利益征地拆迁，则由开发商直接与被拆迁户谈判，谈成以后再向政府申请相应的许可进行开发，开发商不得凭借任何行政权力进行强制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