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奖”变迁

　　1991年，中国开始给为中国作出贡献的外国专家们颁布“友谊奖”。友谊奖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中苏友谊万岁”奖章。半个多世纪过去，从最初的理想主义者到成功的商业人士，友谊奖的获得者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中国周刊记者  冯翔 北京报道

　　他们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感谢。

　　1950年代，苏联人阿尔希波夫来到北京，担任中国国务院经济总顾问。

　　30年之后，日本人原正市来到黑龙江，帮助当地农民提高水稻产量。

　　又过了20年，美国人Kirby Jefferson来到大连，掌管英特尔公司投资25亿美元的芯片工厂。

　　他们来到中国的时机，决不可能互相颠倒。

　　“以俄为师”

　　“你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

　　这句话，改变了苏联公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的后半生。说这句话的人是斯大林，此时阿尔希波夫已是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兼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

　　其时为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苏联派遣了大批专家顾问来帮助中国建设国家。斯大林认为，阿尔希波夫适合这一工作。因为他“既懂政治，技术也全面”。

　　实际上，早在新中国建国前，苏联就向中国共产党派遣过铁路和军事方面的专家顾问。整个五十年代，大批苏联专家、官员、军人和技术工人受邀来到中国，全面传授治国经验和技术。

　　那时整个中国都相信：“以俄为师”是唯一的选择。

　　1954年，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说：“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的道路……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估计：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为止，到过中国的苏联专家、顾问不下两万人。

　　阿尔希波夫说：“我们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不是为了夸夸其谈，而是为了工作，工作！……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人民。”

　　向为本国作出贡献的外国人颁奖，是世界各国的通行惯例。1955年9月15日，中国政府决定：对援华专家工作期满回国时，每人发给一枚铜质勋章，带有红星、麦穗和中苏两国国旗，上刻六个汉字：“中苏友谊万岁”。以及一张感谢状，对“苏联专家同志”在中国的工作表示谢意。

　　它成为“友谊奖”的前身。

　　阿尔希波夫作为当时的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中国国务院经济总顾问，他的感谢状由周恩来亲自签名并亲手颁发。

　　2009年11月，已去世十年的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援华专家代表，被中国评为10名“建国60周年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之一。

　　打开国门之后

　　昨天是“专家”，今天就成了“间谍”，这令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想不通。

　　作为著名的犹太裔国际记者，他曾于二战时期访问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和朱德，并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他蒙冤入狱4年多。

　　19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苏联专家们集体撤离。此后的数年，留在中国其他外国专家和友好人士的待遇，也发生了变化。

　　1960年代后期乃至“文革”期间，中国对外国专家的使用跌至最低谷。全国仅剩约400名外籍人士，其中一部分人被当做“间谍”、“特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外籍人士的表彰工作自然陷入瘫痪。这一切，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对万里、方毅等人发表了著名的“七·八”谈话，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8年后，中国正式设立了“友谊奖”。它是一枚刻有万里长城图案的纯银镀金小勋章，带有一张证书。每年评选约50名，国庆逢五、逢十周年时加倍。每人限一次。没有人会怀疑这一国家最高奖项设立的必要。整个1980年代，外籍人士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已不可忽视，各地方和部门对他们的表奖工作已经陆续开始。

　　在重新强调经济建设的环境下，友谊奖的标准也大大淡化了政治的色彩，凸现了经济和技术。

　　当时中国对“外国专家”的定义标准和使用范围，可以在负责这一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专家局下发的《外专发〔1991〕122号文件》中，找到答案。

　　文件规定，有资格申报友谊奖的外国专家必须是“积极向我传授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为我解决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关键问题，或填补了某项空白……为我工程建设项目的建成、投产、运行管理等作出突出贡献；为我企业技术进步、科技攻关提出重要建议……在教学、科研、出版、对外宣传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日本人

　　1980年代来到中国的外国专家中，日本人原正市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到过中国，那是在战争的岁月。

　　抗日战争时，他在河北的一家日本医院工作，差一点被中国抗日武装当做侵华日军捕获杀死。查明他的身份后，他被释放。

　　当年的抗日战士们不会知道：他们放掉那个日本小伙子，等于给中国增加了2亿亩水稻。

　　那个日本小伙子就是后来的世界著名水稻专家。1980年代，这位身高仅一米五的老人来到中国，最终将2亿亩中国水稻的产量提高了一倍以上，成为“友谊奖”获得者。曾跟随原正市近10年的中国民间水稻专家张洪阁声称，原正市的贡献可与袁隆平媲美。

　　1980年代，中日关系不断修复，不过，刚开始打开国门的中国，带着很大的犹疑，对外交流渠道远不如今天畅通。

　　原正市是经过日中农业交流协会与中方签订协议，以“水稻栽培技术指导志愿者”身份来华工作的。中国人不信任他，甚至对他处处防备。尤其是看到他背着14本日记本，把每一个工作与生活细节都记下来的时候。

　　“现在，日本人的技术咱学到了。但那股工作的认真劲儿，咱们还没学到手。”75岁的张洪阁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见面初期，原正市对他讲：“你们为招待我准备的饭菜过于奢侈，而且一顿饭要吃一个半小时以上。这样我很不习惯。在我们日本，没有人劝酒，吃饭最多20到30分钟。”

　　直到去世前几个月，身患癌症晚期的原正市还在宁夏等地指导水稻栽培。尽管此时他已经“脸色不好，讲课有时会讲错话，也不轻易下车了”。这位老人一直声称：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对中国有愧疚感。

　　1982年，原正市因无偿推广他发明的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被黑龙江政府授予“荣誉公民”的称号。1990年代，他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很少人知道，在获得友谊奖的外国专家中，日本人占最大的比例。截至2006年，总共899名获奖者中，日本人占177位。

　　在中国享有很高知名度的“治沙愚公”远山正瑛是另外一名有中国情结的“友谊奖”获得者。他先后带领一万多名日本人来中国植树，死后将一半骨灰埋在内蒙古的沙漠中。

　　这些日本人的工作，已经深刻改变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占中国苹果种植面积达80%以上的“红富士”来自日本，其推广者菅井功于1993年获友谊奖；北京西瓜的第一品种“京欣一号”有日本血统，其名字的“京”来自北京，“欣”来自一位日本西瓜专家森田欣一。

　　不止于此，整个中国北方地区能在冬季吃到新鲜蔬菜，都要归功于另一位友谊奖获得者，日本人石本正一。这位出生于中国大连，17岁才回日本的地膜专家先后一百零五次往返中日之间传授技术，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膜生产和使用国，农业总产值增加近一千亿元。他死后，一部分骨灰也按遗嘱撒在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