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赢的开始

　　如果说，1990年代前的外国专家们，更倾向于单向地帮助中国的话，1990年之后，他们在中国也在成就自己的事业。

　　获得友谊奖的第一个韩国人赵诚惠如果不来中国，很可能现在仍然是一个幼儿园园长。

　　1996年，中韩建交，她偕同全家从韩国忠清南道来到合肥市，在合肥市联合大学开设了该市有史以来第一个韩语班。至今，该校已有7个韩语班，每年都有上百名中国学生经她推荐到韩国留学。同时，在她的宣传下，她的家乡有数十所中小学校开设了汉语课。

　　“当年我在韩国开办一所幼儿园。当初若不是勇敢地来到中国，我绝没有今天的事业。”赵诚惠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2002年，她获得友谊奖。之后，找她询问韩国事务的中国人和询问中国事务的韩国人明显增多。最终，她于2004年开办了第一家自己的公司。

　　中国经济的进步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也改变了“友谊奖”。

　　继“友谊奖”后，全国各省市纷纷设置了自己的“友谊奖”，并起了极富地方特色的名字。北京“长城奖”，天津“海河奖”，内蒙古“骏马奖”，安徽“黄山奖”，大连“星海奖”……

　　它们的评选标准，也早不是1991年那些强调“洋为中用”的内容。如大连“星海奖”近年来的评选标准除“招商引资”等条款外，还包括“……为我市产业集群等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启动、建成、投产和管理工作作出突出贡献者。”

　　这一标准无疑是美国人Kirby Jefferson获得2009年中国“友谊奖”的理由——在大连，他代表英特尔公司管理着投资25亿美元的芯片工厂。

　　同时获奖的还包括卡巴斯基实验室创始人兼CEO，俄罗斯人尤金·卡巴斯基，他被邀请为嘉宾，到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新中国建国60周年阅兵式。

　　“外国公司来中国投资，最终的受益者是中国。”一位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提到了摩托罗拉公司前任总裁小高尔文对中国的承诺：摩托罗拉在中国赚得的利润不会带走一分钱，全部用于扩大再投资和培训中国员工。

　　摩托罗拉进入中国22年，也出了几位各级“友谊奖”获得者。尽管它的那个承诺最终并未守住。在摩托罗拉总部面临最严重经济危机的一年，天津市委出面取得财政部支持，最终使其得以从中国公司拿走3亿美元，渡过了难关。

　　与从前相比，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有耐心和眼光。

　　更开放的友谊

　　“友谊奖”从1991年设立至今，共颁给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99人。现在，每年有48万人次的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数千人获得了各地的“友谊奖”。

　　一个无可否认的趋势是：来中国的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少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有“中国情结”的日本老专家们先后去世，更因为中国已经今非昔比。

　　到2008年，日本停止了对中国的日元贷款，理由是“中国已经不属于发展中国家”；北京奥运会之后，许多欧洲国家呼吁，要在环保、人权等方面对中国实行发达国家的衡量标准。2009年10月30日，德国政府发布消息：将停止对中国的发展援助。理由是“奥运会和神七昭示出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

　　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是一个全球性的公益组织，专门组织退休的德国工程师到世界各地担任志愿者，实施无偿的技术支援工作。

　　中国是它最大的海外派遣国，“洋厂长”威尔纳·格里希就是由他们派至中国的四千多名工程师之一。至今，它仍每年接到400余个来自中国的项目申请。

　　“中国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在适应并做出改变。”会讲汉语的SES亚洲几个国家项目的主管倪曼对《中国周刊》说，“对于海尔这样很强大的企业，我们就要求它们全额支付专家的差旅、生活等费用。而不是像小企业那样，可以申请德国政府的资助。”

　　倪曼透露，今后SES在中国的项目方向将有两种转变趋势：在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更多地转型至工业环保、煤矿安全和食品安全等领域，在地域上更多地关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另一个类似的组织，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也作出了类似的转型判断。它表示：“中国经济取得了飞跃的进展……如果说过去我们向中国派遣专家是对缩小贫富差距有所帮助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将开拓在环境方面对中国的支援。这是我们今后的目标。”

　　2009年，中国先后表彰了两名“洋记者”。一位是获得友谊奖的特莱彼茨·彼得。这位50岁的匈牙利通讯社驻华记者持与大多数西方媒体不同的立场，报道了今年的“3·14”拉萨骚乱事件。

　　另一位是数年前去世的爱泼斯坦。他被评为“建国60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之一。50年前，他也报道过西藏事务，立场也与中国政府一致。

　　“我听说过他(爱泼斯坦)。他的时代和我的时代相比，一切都不同了。唯一相同的是，许多国家仍然不了解中国。对他们来说，中国简直就是另外一个行星。”接受《中国周刊》的采访时，彼得说：由于这次报道，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当你相信你的报道是真实的，但与美联社等大多数媒体不同时，你就会知道：这不是一件轻松事。”

　　“为什么不可以更开放一点，让外国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呢？这样的话，误解会减少很多。”彼得说，如何更好地向西方介绍自己，减少误解，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作为一个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匈牙利人，也是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友谊奖”获得者，彼得对这一奖励很是珍视。他将把这枚勋章看做珍贵的财产，不会让它像一些“中苏友谊万岁”的勋章那样，几经辗转，最终流落到收藏市场上。

　　据说，这种勋章在中俄两国收藏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极其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