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海峰

　　“春江水暖鸭先知”，处于执政党与老百姓交接面的地方政府，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把握得最早，也最为客观、最为清 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以解决基层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导向的地方政府创新，可以视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晴雨表、风向标。

　　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认为，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可分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三大类。以此检视2009年地 方政府创新，政治改革领域包括南京立规实行“党政一体问责”、江苏泗洪县纪委招聘“便衣”监督员等，行政改革领域包括 杭州开放式决策、南京“大城管”、广州市政府网上“晒账本”、浦江“办事档案制”试验、合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等，公共 服务领域包括安徽医改探路、杭州重返自行车时代、嘉兴模式激活宅基地等。相较于行政改革、公共服务的“一元多线、多点 突破”，政治改革似乎乏善可陈，仅仅停留在枝节改良的层面上，这不能不让我们感觉到些许遗憾。

　　历史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一个组织，只有敢于省思、善于创新，才能在持续变动的局势中，不断扩大生存的空间。党 的最高领导层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发出了“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 ；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一石破天惊的警告，而基层和民间对改革无疑更是充满期待。但政 治家不仅要考虑“能不能做”，还要考虑“何时做”、“如何做”。

　　知名政治学者任剑涛说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一位老先生曾很严肃地问他：“你们妒忌社会学、经济学能够影响高 层决策者的思维，请问：如果某一天，高层决策者要你们政治学者拿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能不能拿出？”他想了想， 觉得拿不出来，原因是“我们对改革的整体构思是缺乏的”。

　　全面整体移植西方模式，势必导致“淮橘为枳”。早在晚清时代，严复就已发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个非常重要的悖 论。具体地说，如果把西方政治中某一个因素，单方面移植到中国，由于这一因素缺乏其他因素的支持而不能在新移植体内存 活；另一方面，当为了让单一因素得以在新的机体内成活而进行全面移植，事实上又等于变成另一个生物了。用他的话来说， 这无异于“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

　　在这种情势下，无数次的小规模的试错，就成为了不二之选。山西河曲“两票制”、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深圳 “人民代表联络站”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全都不是从概念与原理出发，而是在各种现实条件约束下，“摸着石头过河”试错 的结果。不过，这种渐进改革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在条件成熟时，政治改革必须有突破性举动。能否将渐进策略和闪电战术恰 当地结合起来，是对改革者政治技巧的一种严峻考验。

　　另外，任何真正的社会改革，总是既包括政治方面，又包括经济方面。成功的改革总是正确把握二者关系，特别是主 辅关系、先后关系。从根本上说，政府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而历史经验则表明，政 治改革应当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这是国家治理的固本之道。即使是在政治改革为主的阶段，如张居正改革前期，也是 着眼于为后一阶段的经济改革铺路。正因如此，这场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具有历史震撼力与影响力。而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镇 长竞争性选举改革，一度轰轰烈烈，但由于当时的决策者并不是准备通过选举来解决什么经济社会问题，而仅仅是为了选举而 选举、为了改革而改革，最终必然昙花一现。这也印证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话：“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激发和保持政府创新的持久动力，取决于更深层面的制度变革。虽然需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但它已经在地平线上， 而中国的航船，正在渐渐地接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