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敏

　　群体性事件，是一定时期基层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反映社会冲突的“痛苦指数”。2009年，这一社会管 理的“敏感事项”，对各级政府的冲突管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果将2008年孟连胶农事件和重庆出租车罢运等视为一种经济型直接冲突的话，2009年云南“躲猫猫”、湖 北石首等事件就属于典型的社会型间接冲突，而后者带来的社会震荡显然要比前者深刻得多。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说，“当群体在现实问题上卷入冲突，他们更有可能寻求在实现利益 的手段上达成妥协，这样冲突更不具有暴力性；而当群体在非现实问题上卷入了冲突，情感唤起与卷入的程度更高，这样冲突 更具有暴力性”。

　　经济型的直接冲突，通常基于经济利益，有一个矛盾积累的过程，矛盾较为明显，可以发现与预防。社会型的间接冲 突，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具有偶然性，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爆发并不确定，往往以突发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较难控 制。

　　任何的现实利益问题都有谈判的余地和妥协的可能。从这一角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重庆出租车罢运风波之所以能 够圆满解决，不仅仅得益于政府危机处理的方法和艺术，还在于这个事件本身具有“讨价还价”的可能性。而2009年，番 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风波的平息，也正是因为其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市民聚集“散步”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能够以一种较 为理性、平和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而没有出现非理性的过激行为。

　　反观瓮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一个女学生与一个年轻厨师的非正常死亡，这样的社会治安事件成为“导火索”，卷 入冲突的参与者均以临时聚集起来的人群为主。由于不具有理性化的目的，且处于匿名化的状态，因此，也不具有自我约束能 力，一旦社会控制失当，冲突的烈度与破坏性更强更大。

　　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来看，对经济型直接冲突的处理，政府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而社会型间接冲突的发生， 则会给地方主政者带来难以规避的政治风险。

　　冲突升级，管理也要升级。对于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其发生之后的应对策略和技巧，而不是建 立和完善“安全阀”制度，去纾解社会的紧张感。

　　“安全阀”理论作为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的、合法的、制 度化的机制，使得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

　　中国传统社会，就有“拦轿告状”、“击鼓鸣冤”作为“弱者的武器”；现代社会，信访本应该也成为一种制度化的 社会“安全阀”，但是这项本属于公民权利救济的合法途径，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功能错乱”。

　　其实，每一个信访个案，就是一个微观的冲突源，近年来的“信访洪峰”表明，基层积压着大量的社会矛盾。但是， 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政府将信访与维稳挂起钩来，地方主政者也将“上访=不稳定”视为一种必然逻辑。而“一票否决”制度 的刚性压力，更变相地否定了宪法所设置的这种权利的意义，各级政府以公民不使用这种权利为荣，也将“零上访”视为一种 政绩。

　　当利益表达的管道堵塞之后，冲突就会如约而至。在目前，行政调解、司法仲裁的成本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成为“ 经济”的选择，也就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