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心疼我干吗？我那么快乐

　　公益律师，既不赚钱，又要承受巨大的压力。2001年前后，郭建梅感到自己撑不下去了，什么工作都不想做，“每天像祥林嫂一样给人叨叨，我为什么要做公益律师。”

　　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界的误解，一是办案的挫败和风险。

　　郭建梅同班同学里，不少是目前法律界的知名人士，有的是成功的商业律师，有的在各个机构做领导，最高的已经做到最高法的副院级领导。

　　每次同学聚会，总有人忍不住问：“建梅，你怎么还做公益律师啊？”更让她受不了的是有同学直接说：“你是不是没案源啊？要不你来我们所吧，一年给你俩案子，你就能收入20万。”还有的觉得她做公益律师是为名，想炒作。

　　“没能力？我要当商业律师一年100万跟玩似的。要名声？一个人为了出名会坚持十几年？再说这是什么名啊？人家说你傻，脑子进水了，有精神病⋯⋯”她想不明白，自己怎么跟这社会这么格格不入，也不知道怎么反驳，常常一想起来就哭。

　　另一面，案子也带来巨大压力，当事人说起冤屈来一个比一个惨，有的一见面就扑通跪倒，案情触及地方政府利益的则有当地官员不断找她谈话。“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垃圾桶，天天接触大量的阴暗面。”

　　她去看心理医生，在诊所填答了四五百个问题，医生确诊为“中度偏重抑郁症加重度焦虑症”，开了重剂量的药。

　　大半年过去，她终于想通了。“说我没能力就说吧，我确实没有做商业律师的能力，没办法给人送钱，陪人喝酒，陪人家打麻将故意一晚上输个十来万。”

　　她看不惯现在“主流”的价值观，就是钱钱钱，“现在判断律师的成功与否，就是你赚了多少钱，你是多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为多少个名人打过官司⋯⋯我遇到好多男律师，包括我们同学，年收入千万以上，每天头发抹得光光的，小金丝眼镜，西服革履，出去全是奔驰奥迪，飞机全是头等舱，到哪儿去都是温泉泡澡按摩，他们过得高兴死了。他们的娱乐、寄托来源于朋友聚会、喝酒、侃大山，再就是小蜜，每个人都好几个。这种生活我受不了。”

　　“办完这个案子得了两万，办完这个案子得了十万，好像人生所有目的就是钱，人生没有着落感。”妇女中心的律师张荆说。之前她做了几年商业律师，年收入几十万，但她觉得生活无聊。转成公益律师之后，一个月只拿四五千元，但她说感到特别开心。

　　“别人不能理解我们精神体系的快乐、充实和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见了我们觉得可怜，我的好朋友总说，建梅，我特心疼你。我听了以后特别不舒服，你心疼我干吗？我那么快乐。”郭建梅说自己现在是铁板一块，外界说什么都再也进不了她的心。

　　她对本刊记者开玩笑说，在中国但凡受歧视的(标签)全让她给占了：“河南人、农村人、女人、公益律师⋯⋯我就是最典型的弱势群体，但是我们弱势的人在做强势的事。”

　　为什么不给一个激励机制

　　2009年，郭建梅做了一件自己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拍商业广告。她为某药品商代言，台词是：“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每一个眼神都是一个沉重的托付，每一个案子都是一道难关⋯⋯”

　　接手这条广告时郭建梅非常犹豫，她不希望公益与商业放在一起，然而再三思索后，她还是认为把公益律师这个职业推向大众更为必要。

　　广告的审查过程中，“公益律师”四个字差点不能用，称国内没有这个说法，只有法律援助律师或者政府律师。“那怎么能一样？他们拿着铁饭碗呢。”她深感灰心，到今天连这个概念也不被承认，何谈其他方面的鼓励、支持？

　　她以个人名义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时也遭遇到类似情况。“起了20多个名字，全被注册的地方Pass掉了，想叫新起点、愿景、新理想、新力量，全都不行，说是觉得有政治色彩⋯⋯‘千万’都不让起。”最终律所的名字叫做“千千”，郭建梅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不过“也好，千方百计、大千世界嘛。”

　　广告台词最终由于商家的斡旋批了下来，郭建梅一夜之间成为热点人物，许多观众因此知道了“公益律师”这个行业的存在。酬劳100万，她全拿给了中心。由于公益诉讼并不营利，平时运作所需资金都是向基金会、企业筹款，郭建梅在这方面的压力特别大。

　　“今年至少得再找100万，因为支撑我们网络运作的基金到期了。”采访过程中，郭建梅接到一个电话，她详尽地向对方说明自己近期在做什么，在法国获的奖多么重要。放下电话后她说，那是以前曾经给她们中心资金支持的福特基金成员打来的，“必须说服他们、感动他们才行。”

　　如今全中心上下数她的工资最高，每月6000元。“我们好几个年轻男律师找不到女朋友，人家一听你是搞公益的，就没戏了。”

　　“但是人家就会说了，谁让你去干的？对，没有社会、政府、领导让你去做这个。可为什么去做一个担当社会责任、有法律良知的人这么难呢？我以前就不平衡，现在不了，我就是愿意。但是政府呢，决策层呢？为什么不给一个激励机制？”

　　郭建梅决心自己建立这个机制。

　　她打算2010年在律师界发动一个活动，召开全国律师会议，号召大律所、高级合伙人，一年一人拿出10元或100元，建立一个公益律师发展基金，用于公益诉讼的维持和公益律师的培养。她说这是受到李连杰“壹基金”的启发。

　　“我希望到老了建立‘郭建梅公益律师发展基金’，我现在还不够资格，没有那么多钱。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郭建梅说。

　　她对中国未来仍然抱有乐观态度。“15年来有很多进步，虽然还存在司法腐败、地方保护、行业保护、黑恶势力、官官相护、行政干预⋯⋯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在逐步完善的。”她认为最可喜的变化是，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和维权意识在提高，越来越多人敢于站出来打官司，“即便败诉了，也是对社会的推动。”

　　她给本刊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当事人打了七八年官司，落下一身重病，离了婚，家里也有人被打死了，倾家荡产。虽然败诉了，但他在我们的大会上说：“我值了！为什么值了？因为通过我个人的官司让社会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事情，引起社会、媒体、政府的关注，问题能浮出水面，这就是我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