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山东频道3月8日电 “由于诸多因素，房价居高不下，一辈子节衣缩食供一套房子，成为众多普通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夹心层’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够廉租房条件。这些人的住房问题在于以前的住房保障体系里属于空白，同时又受限于有地方福利因素的户籍制度。”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常德传建议，通过开放公共租赁房，可以淡化户籍因素，将这些“夹心层”纳入公共政策的“福利”的范畴，让居者有其屋。

　　常德传认为，在我国，高速行进的房价列车，已经将绝大多数普通人丢进了买不起房的行列。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等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但仍然没有对房价上涨起到实质性抑制作用。同时随着有限的土地资源不断消耗，供应趋紧；进城从业者不断增多；老百姓增收幅度不大等问题的长期存在，因此，采取有力措施使普通老百姓、困难群众"居者有其屋"应是当务之急。

　　常德传说，自从1998年中国房改启动以来，福利分房的旧体制被迅速打破，但"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的最初房改思路，也在房价不断飚升中走样。尽管在实际发展中并无“重市场轻保障”之意，但房改10年，却形成了"市场甩掉保障远远跑在前头"的格局，房价和住房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公共租赁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以保障低收入阶层和“夹心层”的居住权。但能够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前提并不在于收入，还在于本地户口。这等于将相当一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排除在保障房体系之外，而这些人的住房问题，是衡量民生工程普及程度的重要标尺。

　　常德传说，公共租赁房在新加坡、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住房保障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我国公共租赁房的租住情况看，公共租赁房非但不抢手，反而屡遭冷遇。其原因并非这些“夹心层”不需要公共租赁房，而是一方面公共租赁房的租金偏高，没有明显的政策优势；另一方面，这些公共租赁房的地段偏远，交通不便，出行费用基本抵消了政策的价格优势。

　　常德传认为，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各大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他们纳入保障性住房的范畴，让其享受市民应该享有的待遇，这无论从制度突破还是户籍改革层面，都具有善政的意义。以北京为例，2009年北京市开工建设的公共租赁房面积不过50万平米，北京的流动人口在500万左右，每年毕业的外地大学生居高不下，僧多粥少，如果公共租赁房可以配合廉租房解决外来常住人口的居住问题，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低收入者将不会急于购房，那些以"刚性需求"作为高房价噱头的理由就不再理直气壮，房价的回落会成为必然。

　　常德传建议，首先从土地的管理、分类、定价来做起。要把市场上商品房与低价房(包括廉租房)的用地严格区别开来，严格控制土地的使用，“买油的钱不能买醋”。要通过立法，限制低价房的用地，决不允许盖商品房。低价房用地不进入市场，决不允许进行转让。其次，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定价机制，要遵循“保本微利”原则，结合家庭负担能力，并按照同类地段类似房屋市场租金一定比例下浮，来确定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标准，要比廉租房略高。再次，在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地段选择上，应该适当考虑交通因素，避免公共租赁房政策遭遇部分城市已经发生的"空转"尴尬。最后，制订公共租赁房政策，让那些拥有固定工作，持完税证明及社保记录两年以上、无固定居所的外来人口可以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严格审核租住资格，确保透明、公开和公正，避免政策的套利和寻租。审核环节避免书面审查，流于形式。每年审查一次申请居住者的入住资格，达到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