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全国政协委员刘玉岭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是“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如果高考指挥棒不变,减轻学生负担就是一句空话。怎么改进呢?可以把学生在中学阶段平时的成绩也纳入进来。美国就是这样,平时成绩占了很大的比重,比如说高考成绩占40%,平时成绩占60%,这种导向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所以说,还得赶快改革升学考试特别是高考制度。再一个,光分数高,道德品质差,这不是我们需要的人才,价值取向、评价机制都需要改。
提问:在湖北武汉某高校任教的程红宇读者对“大学行政化”现象深恶痛绝。他来信谈了切身感受:在目前这种教育管理体制下,教育部门的一般官员来高校“检查”,就可以让一校之长停下手里的工作作陪;学校里的一名行政官员,就可以对资深老教授发号施令。在高校行政化的桎梏下,校长有级别,有官位,要周旋于各种应酬之中,难有精力抓教育。大家都围着行政化下教育拨款转、围着官员任命权转、围着由此而衍生的各项考核转。请问,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恢复大学本来面目?
解答:高校需要行政管理,但不应行政化。如果我们的大学演变成了“衙门”或“衙门”的附属品,则前景堪忧。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认为,必须厘清高校自主权和政府权力的界限,落实校长选举制,充分发挥教授群体的作用,弘扬自身特色的大学文化,建立一种新型的契约管理机制。
提问:云南省广南县读者杨洪来信说,我有一位亲戚在浙江湖州打工,孩子欲随其在湖州一所镇中心小学就读,但学校要求必须缴2000元资助费方能入学。我听说国家早有规定,学校不准乱收费。请问,这所学校的做法对吗?最近公布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对打工子弟异地就读有何新规定?
解答: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赣州市文清路小学校长刘艳琼说,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不仅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问题,更是直接影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改善民生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在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方面,城市可砍掉入学门槛,根据“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收为主”的管理原则,结合学校布局设点,统筹安排,在临时户口所在社区按相对就近的原则,将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子女全部安排入学,并要求各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接收。
热点四:新医改破茧而出
两大病灶待攻克
背景:看病难、看病贵攸关群众切身利益。随着新医改方案破茧而出,人们为政府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努力和决心叫好,同时也充满期待。
提问: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国企工作的张宝国读者来信说,大大小小的药品降价已经许多次了,可是大家普遍感觉药价还是贵。最担心的是药价没降下来,诊疗费倒提高不少。请问今年有什么政策配合医改并稳定药品价格?
解答: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根据医改方案,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病人用药费用肯定会比现在降低。用药的关键是对症、合理,而不在价格高低。在取消了以药补医的做法后,医院在药物使用方面非科学的因素、创收的冲动就会受到抑制,这样就可避免大处方问题。“我可以有信心地说药价肯定会降”。目前我们已选定了16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这项改革的核心就是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进行有益探索。
热点五:营造公平开放就业环境
破解劳动市场两难困局
背景: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是沿海城市招工难,这两难并存的奇怪景象,凸显出经济发展转型的迫切性,也折射出就业环境与劳动力市场的诸多弊病。
提问:重庆市读者林子强来信说,我是一所普通大学的毕业生,说来惭愧,找工作大半年了,到处碰壁,至今仍无着落。更可气的是,想进好点的事业单位、国企都要托关系,像我这种贫寒家庭出来的学生根本没机会。请问,在帮助大学生就业和保障公平的就业环境方面,政府还应做些什么?
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今年大学生就业的情况应该说仍然比较严峻,但是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一是就业拓展计划。在去年已经采取相关措施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包括努力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到科研单位、中小企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二是针对大学生的援助计划。对困难家庭的大学生给予更多关注,采取积极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岗位。三是大学生的见习计划。就是对一部分大学生,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的,我们会相应地安排到企业或事业单位见习,政府对接收单位给予一定补贴。我相信今年大学毕业生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就业率。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庄威说,如果每年大学毕业生能有80%到生产一线工作,不仅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的矛盾能得到缓解,也能有效提升企业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整体素质与能力,这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将有深远意义。
提问:广东省东莞市读者刘士友来信说,我来自湖南农村,2005年高中毕业后到东莞打工,几年来换了好几个单位,工资都只有1000块钱左右,既辛苦又学不到技术,一点前途都没有,房子买不起,将来孩子上学也成问题。我的好几个同乡都回老家去了,只有我还在坚持。我的理想是要在城市里扎根发展,可现在的情况,让我看不到希望。请问,像我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应该如何融入城市,共享发展的成果?
解答: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劲牌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少勋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摆脱低层次的温饱追求,工资改善型的应对策略仅是权宜之计,对“人的发展”的重视和培训将是企业更重要的责任。另外,各地政府应从城市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着眼,为农民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如打破户籍限制,监督企业贯彻劳动合同法,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同工同酬,依法办理各种社保等。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应该学习并掌握在城市中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如求职、交通、卫生保健、依法维权等。
热点六:扩大社保覆盖
严格政策执行
背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极端重要性。要扩大内需,社保必须先行。对此,中央政府的力度很大,去年先后出台了“新农保”试点、企业职工养老金跨省转移接续等政策,今年有什么新举措,人们充满期待。
提问:甘肃省陇南市冯为民等读者来信说,我们是由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公开择优录取的劳动保障工作人员,承担着十几个城关镇的劳动保障、计划生育、街道卫生、统计报表等繁重工作,可因为我们不是“正式人员”,就不给我们买社会保险。请问,像我们这样的“编外人员”、“临时人员”该如何办理社保?
解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原劳动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从扎实推进新农保试点、加快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障等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推进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加强城乡低保工作等方面,提出了明确措施,非常鼓舞人心。
社会保障制度,如果不能覆盖所有人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会遇到好多实际问题。比如人才跨行业流动时社保关系能否接续,企事业单位“临时人员”、“编外人员”遭遇制度排斥等。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考虑总体制度设计的时候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要涵盖所有人群,基本保障按照“保基本、全覆盖、低费率、可转移、可衔接”的要求进行操作。同时,考虑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每个人的收入状况、生活状况也不平衡这样一个现状,制度设计还应该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层次需求。
热点七:“三农”工作仍待加强
村庄治理不可忽视
背景:保增长的基础是农业,扩内需的潜力在农村。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指出,今年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强化农业农村发展基础。这显示了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三农”工作一如既往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提问:湖南省益阳市读者赵立军来信说,尽管现在国家给予农民种粮许多优惠政策,但许多农民种粮积极性仍然不高。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是农资涨价,吞噬了国家给农民的优惠;二是土地有限,抑制了农民的整体收入;三是农村基础设施破旧,增加了粮食生产的成本。于是,一些村民干脆抛荒土地,一些村民改种一季稻,种够自家的口粮就行了。请问,农业生产收益太低的困境怎样才能破解?
解答: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农业大学校长董常生说,农业是弱质产业,“靠天”的成分非常大,需要政府持续不断地加大扶持力度,增加补贴资金,出台更多的惠农政策。同时,要通过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和提高农业效益,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现在,不少地方还是小农业,形不成规模效应,必须走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组织化之路,这样既节省劳动力,又可以进行科学管理。此外,一定要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增产增效,要引导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合作社规范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提问:安徽省庐江县读者左崇年来信说,自从去年“内退”后,我举家从城里搬迁到乡镇居住。可是曾令我向往的“农村好环境”,却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大打折扣。国家明令禁止的黏土窑场遍地都是,土地良田变成了大水坑。那些多年前被淘汰的小化工、小水泥、小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纷纷在乡镇安家落户,到处乌烟瘴气,河水黑得发臭,环境污染严重。请问,对污染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应该如何遏制?
解答: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智权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普遍。在国家对环境问题高度重视的情况下,有些污染企业开始向农村地区转移。尤其是一些小造纸厂、小化工厂对水体和空气造成的污染很厉害,老百姓对此十分不满。我认为地方政府要坚决关闭这些小企业。我在江西当省长的时候,曾经下决心关闭了100个小造纸厂。因为,一个小厂子就污染一条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河流,老百姓的生活饮水就没有安全保障。这是民生大事。当然,关闭这些厂子会影响到基层政府的GDP、税收、就业等。这就要求中央加大对这些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使教育、卫生、养老等基本民生权益得到保障。同时地方政府要有新举措,各地人大也应对这类问题加强监督。
提问:河北省邯郸市读者赵宝乐来信说,今年1月9日,我们村300亩耕地被推土机碾平了。动工前几天,村民才从广播里听说征地的消息。给我们的补偿是每亩地每年800斤小麦、800斤玉米,补偿几年也不知道,我们当然不同意,结果就遭到了强行征占。请问,这种严重侵害农民利益的征地行为应该如何抑制?
解答:全国人大代表任玉奇认为,征地补偿问题十分重要,尽管相关法律对农村耕地补偿标准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30倍的经济补偿上限远远不能解决大量失去耕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要改变“掠夺式”的征地模式,首先应对现有的征地补偿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我在今年所提的议案中,重点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修改为“征地补偿标准为,参照当地城镇居民平均收入向每位农民补偿30年。对于部分征用土地的,按照征用耕地所占比例参照执行”。只有从法律上明确提高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才能遏制一些地方的趋利冲动,真正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