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特派记者 卢羽华 温州报道

　　温州民间资本正在嬗变之中。

　　从迪拜炒房大出血，到投资山西煤矿几乎全军覆没，温州老板发现自己的投资方式不那么有效了。先出台楼市新政卡紧温州资本最擅长的房地产投机，再推出新“非公经济36条”，国家在堵上温州资本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窗。新的经济形势下，温州民间资本在迷茫的同时，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投资观念的转变、政策疏导的变化，则成为温州民间资本转型的内外动力。

　　困 局

　　迪拜炒房大出血 投资山西煤矿全军覆没 国内楼市政策收紧

　　数千亿温州民资陷入迷茫

　　炒房与投资煤矿遭遇失败，使温州高达数千亿的民间资本开始迷茫。许多温州商人正在头疼的难题就是：钱投向哪里？怎么投？

　　6月26日，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成立。而据消息人士透露，温商对外投资联盟也在酝酿之中。加上之前在6月4日成立的温州股权营运中心，温州政府成立三大机构目的都是集聚温州民间资本。这些举措能否帮助温州民间资本走出困局？

　　脱胎于实业的民间金融体系

　　在了解温州民间资本的转变以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其发展脉络。外界对于温州资本的认识，多始于2000年前后的“温州炒房团”。事实上，远在此之前，温州已经形成了一种半公开的金融体系：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温商，通过抵押典当或熟人担保的形式，以远高于银行的利息放贷，发展到后来，甚至出现了资金募集人(通过吸储或拆借的方式筹集资金)、中间人、担保人等更细化的专业分工。只不过早期的温州资本，更多地投入于当地的再生产，所以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这种金融体系的产生，最初是源自于实业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出现全民经商热潮，小工厂林立、对外贸易活跃。由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一直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曾经开过服装厂的叶文荣告诉记者，温州大部分产业依赖对外贸易，货款积压的情况非常普遍；加上服装等行业季节性比较明显，企业经常需要短期借贷维持正常经营。从国有银行贷款，一是手续严格获贷不易，二是审批时间较长，跟不上企业资金周转的需要，温州的民间借贷体系也就应运而生。从一开始的借贷、抵押、典当，到后来的担保、拆借，各种金融工具由浅至深在温州出现，大量资本聚集到钱庄、担保公司等半公开的金融机构，逐步脱离实业而单独运作，并由温州转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叶文荣个人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从实业到资本运作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他以自己家的老宅做抵押，筹集了几千块钱开始经销纽扣，随后开办了自己的服装厂。在服装厂盈利之后，他拿出一笔钱，和几个同乡好友一起建立了一个基金，以备不时之需，闲时也将部分资金转借给他人收取利息。到后来，叶文荣发现服装厂的利润越来越薄，反而放贷的利息收入越来越高。经过深思熟虑，叶文荣将服装厂转让给他人，收购了共同基金的大部分股权，专心做起了放贷人，后来又注册了自己的担保公司。除了用自有资金放贷外，因为叶文荣具有广泛人脉和良好信誉，也有人主动将资金交给他转借，叶文荣则赚取部分利差。2000年之后，叶文荣的投资更为分散，房产、实业、股票、期货等均有涉及，对目前方兴未艾的创投，叶文荣也颇感兴趣。

　　贫瘠土地产生的创业冲动

　　对于叶文荣这样的温商，人们通常会用“精明”这个词来形容，这似乎已经成为温州人的一个标签。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这里，出租车拼客司空见惯，甚至有司机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招揽记者拼车，警察未予制止而车上乘客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哥吴师傅说：“温州才3000多台出租车，不拼车怎么够用？再说这样我能多赚点钱，你们能少花点钱，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做？”

　　在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看来，这个例子鲜明地说明了温州人的特性：善于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位于浙南山区的温州资源匮乏，1978年改革开放时，温州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半亩，如果不合理地利用，温饱也成问题。这造就了温州人精打细算的传统，以及强烈的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教授陈立旭将温州为代表的浙南模式与杭嘉湖地区的浙北经济进行比较，以说明温州人的特点：“由于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浙北的农业形成了较多的积累，发展了社队企业和后来的乡镇集体企业，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乡镇集体企业的路径或心理依赖。而在人地矛盾更紧张的浙南地区，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只能自谋出路，生存压力更大、自主创业的冲动也更加强烈。”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温州商人在草创时期多有“不择手段”的骂名，而温州也一度成为假货的代名词。

　　即使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温州人的这些特性也仍未消失。相比广东、山西等其他民间资本富集地，温州民间资本的扩张倾向更为强烈，对高收益的偏好也更加明显。几乎所有行业领域都能见到温州资本的身影，尤其是煤矿投资这样高收益、同时也存在高度风险的领域。曾参股山西煤矿投资的温岭人陈英明对记者说：“在温州，放贷的年收益至少有15%。如果放在外地，可能有很多老板就吃利息享福了，但我认识的温州老板里几乎没有人就此退休的。”由于只是小股东，煤矿投资的失利并未让陈英明伤筋动骨，他认为投资总是有赚有赔，换个项目赚回来就是。“哪怕那些倾家荡产的煤老板，如果他们想继续做生意，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入股或者借钱给他们。”陈英明说，“温州人不怕亏钱，就怕好吃懒做。”

　　成亦“抱团”，败亦“抱团”

　　温州炒房团也被视为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典型。追本溯源，温州炒房团的产生有内部、外部两个原因。从内部看，到2000年前后，温州的产业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很多厂家的规模已经接近极限，服装、小家电等传统产业利润下降，很多沦落为微利产业，扩大再生产已经没有意义，而累积的资本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方向。”温州商务部门的一位官员这样告诉记者。而从外部来看，其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刚刚进入快速上升通道，且对民间资本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温州资本随即快速向这一领域聚集。

　　温州市政协委员、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黄伟建向记者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实最早炒房的并不是温州人，温州人一贯是‘后发制人’。在房地产第一轮的上涨之后，在全国各地闯荡的温州人，把这一信息带回温州，吸引了一部分资金随他们进入地产市场，获得了很高回报。喜欢抱团投资的温州人便纷纷转向房地产市场，聚集的资金如滚雪球般增长。”

　　1996年，工厂主林海花50多万，在杭州买了一套房子。当时他并没有想过炒房，而是给在杭州上大学的儿子一个落脚点。4年后，儿子大学毕业时，林海惊奇地发现这套房子的市价已经翻了大约一番。林海随即在上海和杭州各买了两套房，涨幅最慢的也有每年30%的上涨，远超工厂的利润率，林海干脆让老婆带着儿子一起专职做房地产投资，从长三角炒到珠三角、京津及二三线城市。“算上租金和转让，2003年起每年都能在楼市赚上千万。”在林海的带动下，他的很多亲戚朋友也加入了炒楼的行列，一开始跟着林海投资，到后来自己单干甚至又吸引其他人进入楼市，呈现出显著的羊群效应。

　　正如黄伟建所言，这种抱团取暖的群体行为、谨慎的“后发”姿态，令温州人能聚集财力，在某一领域获得近乎垄断般的暴利，却也为他们的失败埋下了祸根。无论是迪拜的房产泡沫，还是山西的煤矿整改，温州人都不幸地接下了最后一棒。

　　曾经在迪拜投资房地产的女商人张芳以此为例，剖析了温商的投资心态：“温州人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往往不是根据项目本身的好坏来决定，而是看投资的发起人或介绍人。譬如我张芳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不管做什么投资，都会有许多人愿意一起来做。但其中许多人都是跟风，他们可能对阿联酋一无所知，几乎没有风险控制的概念。”

　　项目评估能力成发展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