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日子。当年的边陲小镇,只有2.6万人口、7辆汽车和2条水泥路,如今拥有约900万常住人口,生产总值超过8000亿元。
30年来,深圳“摸着石头过河”,在肥沃的试验田里脚踏实地,闯过一个个“雷区”,在全国率先试点一系列改革。数百次“试点”,化作这座城市成长的坐标,也成为中国改革之路的路标。
本报记者 曹刚
买卖房地
1980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启动职工住房商品化改革,迈出了中国内地住房制度改革的第一步。1988年,《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商品房”的观念逐步从深圳走向全国。1989年,《深圳经济特区居屋发展纲要》颁布,以经济手段取代行政分配,突破了传统的住房制度。
当商品房的概念渐入人心,物业随之孕育而生。1981年,深圳市物业管理公司成立,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物业管理企业。1991年,中国内地第一个业主委员会——深圳天景花园业主委员会成立。
1987年冬天,深圳人用充满勇气的“一槌”告诉国人:除了房子,土地使用权也可以买卖。12月1日,为了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换取建设资金,深圳会堂敲响新中国公开拍卖土地的第一槌,揭开了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
打破“锅碗”
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超额奖”“绩效工资”等名词,都源于30年前的“4分钱奖金”。在深圳蛇口顺岸式码头建设初期,奖金平均分配,工人常偷懒,中午躲在车里睡觉。后来改为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多运一车泥,奖励4分钱。大家干劲大涨,效率倍增。
受“4分钱奖金”启发,深圳在全国范围率先打破大锅饭,1982年全面试点工资改革,改善劳动分配,在中国内地率先实行结构工资制。从此,这种“基本工资+绩效奖金”的薪酬模式逐渐传遍全国。
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首开劳动力商品化的先河,打破铁饭碗,率先突破固定用工的传统体制,实行双向选择,初步确立劳动合同制。招聘、合同工、竞争上岗、“炒鱿鱼”等名词新鲜出炉。
1982年7月,深圳把劳动合同制推广到国营、大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规定新招收的职工全面实行新的劳动用工制度。
改变观念
1981年3月,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念自编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谁也没想到,“时间就是金钱”迅速成为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口号之一。
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话,当时却引起轩然大波,产生了强烈的观念冲突。直到1984年邓小平南巡时肯定了这个口号,才平息争议。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正始于这句口号。
另一次观念改变,关于公务员。
1987年,深圳率先探索公务员制度,派专人去香港和新加坡考察;1990年推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方案》,深圳成为全国最早出台公务员单项管理制度的城市;1993年,《深圳市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颁布,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全面实施。
2008年,深圳又在全国率先试点公务员职位分类管理改革。公务员被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类。2010年1月1日起,新进公务员一律实施聘任制。
首开股市
1983年,深圳发行新中国第一只股票“深宝安”;1987年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1989年,深股开市,我国诞生第一代股民;199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成为中国内地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
1986年10月,《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出台,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6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成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市政府向这些企业派出董事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保障民生
2010年5月23日,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深圳市第五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民社保”。意味着不管有没有深圳户口,只要生活在这座城市,就能享有社会保障。
在提出“全民社保”前,深圳已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民医保”。
2006年,全国首个《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颁布实施,参保人数目前已突破500万。2007年,深圳实行《少年儿童住院及大病门诊医疗保险试行办法》,超过50万少年儿童参保受惠,其中包括约14万农民工子女。2008年,《深圳市非从业居民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补充规定》实施,没有工作的深圳户籍居民也可参加医保。至此,深圳市“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覆盖所有户籍居民、非户籍在职职工及其在校在园子女。目前深圳医保参保人数已突破900万。
转换“繁简”
去年,深圳推出建市以来最大规模和力度的政府机构改革,核心是“大部门制”。
从去年7月30日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到9月8日精简后的31个工作部门挂牌,再到10月各部门工作人员基本就位,不足3个月,改革取得实质进展——46个政府工作部门减为31个,600多项行政审批事务减少近200项。部门整合之后,化繁为简,效率提高。
另一次试点是关于党内民主建设。今年的第五次党代会上,深圳尝试公推直选,差额选举产生党代表,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开创先河。
坚持先行先试,继续“特”下去
深圳是中国最早开放和最成功的经济特区,“试验-推广-趋同”的发展模式独具中国特色,使其成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起点。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认为,改革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是否排除阻碍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在而立之年,深圳应重拾改革开放之初的胆量和闯劲,坚持先行先试,继续‘特’下去。”
“过去30年,深圳在不断摸索和试点中茁壮成长,取得了不少经验,但不能说它完全找准了定位,找到了发展方向。”郭万达说。《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2009)》蓝皮书指出,深圳下阶段改革难度更大,面临相对固化的“利益格局”。
郭万达分析,深圳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定位。在原有体制优势逐渐消失、新优势还较模糊时,深圳的未来发展隐含危机——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迫使深圳转变发展模式;特区内外差距明显,促使深圳转变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潜力与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迫使深圳改革发展机制。在下阶段,特区的试验作用决定了深圳可以在发展模式、战略及机制方面有所创新。
深圳的问题也是其他沿海先行发展城市的普遍问题,可能也是其他内陆城市现在或将来会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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