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曦煜

　　30年，深圳沧海桑田。

　　这个30年前的小渔村，如今已跻身全国大中城市前列。而立之年的深圳，仿佛站在一个路口，回望过去，展望将来。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将广东省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市划出327.5平方公里试办经济特区。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从此，深圳开始艰巨而光辉的前行之路。

　　此后，一种决绝的自信和开创的精神就一直沉淀在深圳的脚步中。1981年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梁湘曾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

　　30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后人看到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深圳。2009年深圳市本地生产总值达到人民币8201.23亿元，比1979年增长979倍，年平均递增25.8%。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30年前的深圳只有2名工程师：一个是兽医，一个是拖拉机修理工。而如今，深圳已拥有了科技人员25万人。

　　30年间，深圳人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一次次突破旧观念的束缚。在深圳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很多第一：1983年7月，新中国第一只股票由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深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先行者。此后，深圳落下了新中国建国后土地拍卖第一槌，土地拍出了106万元，当地房价第一次飞涨。同一年，《深圳市临时工社会保险试行办法》为外来工提供了做梦的资本与保障。任正非、王石、潘石屹等人从这一年开始了他们各自的现代企业梦，就是这些人，后来创造了华为、万科等大名鼎鼎的企业。

　　多年以前的深圳，曾创下“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曾流传过“时间就是金钱”的名言。不过现在三十而立的深圳，在没有了特区优惠政策的庇护下，将何去何从？

　　在30年的节点上，也有学者对深圳的未来表示怀疑。叶檀在《特区三十年，深圳的彷徨！》一文中说，“当市场化不再成为某个城市的特权，深圳的特殊政策反而成为前行的桎梏。这座本应更加开放的城市开始自怨自怜，甚至显露出官僚主义的弊病，在某种程度上既丧失效率又丧失公平”。

　　但是，对于深圳的未来，日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给出了答案：深圳将在新起点上“走出一条新路”。王荣说，守摊子是没有前途的，深圳应该再创新业。创新是深圳之魂。未来深圳三大支柱产业将是更具创新的“新能源、互联网和生物医药”。

　　30年的无畏前行，让创新的基因深入了深圳的血统。在美国《商业周刊》今年公布的“2010年度全球科技企业一百强”排行榜单上，比亚迪这家深圳的企业跻身前十强。在未来，深圳或许将崛起更多的创新企业。

　　深圳是个特别的城市，从这个城市流行的音乐就可见一斑。上世纪80年代，周峰的一曲《夜色阑珊》让他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代巨星，吸引了内地无数青年奔向这个“夜色明亮”的城市；30年后，深圳诞生了陈楚生、周笔畅这些原创型歌手。这个以经济著称的特区，另类而原创的歌声，似乎让我们听到了这个城市的密码。

　　走过30年的深圳，几经风雨。如今的深圳，已经不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而立之年的他，可以挺起腰板前行，因为这个城市的未来，就在那些创新者的手中。

    在深圳30年的风云激荡中，涌现了无数让我们后人惊叹的卓越人物，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眼光展现了先行者的决绝。他们行色匆匆却披荆斩棘；他们压力巨大但从容应对；他们目光深远而脚踏实地。他们是深圳30年变革的先行者。

　　袁庚：深圳改革的“空降马前卒”

　　在很多人看来，袁庚是一位“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诞生的“空降兵”。他穿行在斥责与不解之中，以一副中国改革急先锋的形象，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

　　在20多年的好朋友——原《人民日报》记者陈禹山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但他并不被热爱，因为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袁庚的经历相当复杂。他1961年任中央调查部一局副局长，曾破获轰动世界的国民党谋划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75年10月，他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受部长叶飞委派调查招商局经营状况。完成调查后，他写了一份请示报告，他在报告中所提的建议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1978年，他主持招商局工作，率先提出要在宝安县(后来的深圳)建立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区，选址深圳南部的蛇口。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宦乡曾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此言被袁庚本人一再引用，颇有“炫耀”的味道，但是炮兵团长出身的袁庚并不是一介武夫。

　　袁庚在蛇口开始“破冰”——他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冻结原有级别、工资等级，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第一个企业自办的对外开放港；创办第一家企业自办的股份制银行；创办第一个股份制保险公司。他接手时，招商局只有1.3亿(人民币)资产，他离任时，招商局资产超过200亿。

　　然而，袁庚的强势也让蛇口多少打上了他的个人烙印。以至于1992年75岁高龄的他交出管理了15年的蛇口后，蛇口迅速没落，直到2004年蛇口开发区被正式撤销。数十载苦心，一夜灰飞烟灭。

　　晚年的袁庚总是感叹，说他犯过一个历史性错误。1981年，以香港首富李嘉诚、巨贾霍英东为首的13位香港企业家来到蛇口，提出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被袁庚婉拒。晚年袁庚觉得，如果当时答应了，那么蛇口就是另一番局面。历史没有假如，当年62岁的袁庚在蛇口急先锋的姿态，已经被永载史册，而晚年的他，住在蛇口的海边的公寓，遥望对面的香港，不知道是怎样的心情。

　　王石：第一桶金淘自深圳

　　作为起点的深圳，王石一直很看重。他说：“不是央企和大型国有企业，而是云集了大量在行业内处于翘楚地位的真正民企品牌的城市，只有深圳。”

　　出生于南方城市广西柳州的王石想法一直和普通人不同。“我祖上曾入清朝的镶蓝旗任将官，太姥爷是张作霖的少将旅长，东北军不抵抗时，出家当了道士。”王石一直认为自己身上还流着祖辈们野性、躁动和不安分的血液。

　　年轻的王石，心头始终存在着要出人头地的念头。1980年，王石进入广东外经委负责招商引资工作。但他在1983年就来到深圳创业，一切从头开始，他做货场搬运、饲料推销，还兼司机、出纳。当时王石靠做中介商卖玉米赚了第一桶金300万元。

　　1984年，王石开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什么赚钱就干什么。“我那时也是投机高手，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都涉及到了。”

　　1988年，王石的企业更名为“万科”，并以黑马姿态冲入房地产行业。1989年初，万科完成了股改，成功募集到2800万元资金。1991年1月，万科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代码0002，成为最早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如今的万科，已经超越了美国最大的住宅企业帕尔迪公司，成为全球住宅企业的销售冠军。　　日前，万科启动了深圳的几个房产项目。王石说，深圳曾经提出过一个“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目标，他觉得这个提法比较好，深圳就应该做在创新方面走在前面的城市。

　　麦伯良：在深圳打拼出“世界第一”

　　1980年，中集由香港的中资机构招商局集团与丹麦宝隆洋行合资兴建，双方各占50%的股份，经营权归丹麦方面。由于公司经营不善，到1986年，注册资本300万美元几乎全部亏光。招商局最终对中集“内部清盘”：保留中集，由麦伯良“主刀”大裁员，当时中集从330人锐减到59人。 

　　裁员后，中集为了赚一点钱，马路围栏、家装的铁门、铁窗等都干过。麦伯良当时负责各项工程的总调度，同时还兼做质检员。他回忆说，“沙角发电厂建设的时候，有个煤码头，我们就做煤码头的铁围栏，碗口粗细，很多。我记得在车间里排列了一长溜，发货了我就去检查。在检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兄开着叉车装货，‘嘭’地一声撞到了围栏，一溜围栏都倒下了，当时我根本就没有地方退，比较幸运的是只轧到小腿，扎断了两个脚趾。” 

　　“第二天我们的调度会就搬到医院去开了，我在医院住了几天后，我们的司机(后来成为南方中集总经理)，他每天到我家里背我上班，背我去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我这个腿就这么吊起来。” 

　　1987年，中集开始重组，中远集团的进入为中集带来了大批的集装箱订单，从此中集步入世界集装箱市场。1996年中集击败韩国企业，做到了世界第一。

　　在麦伯良心中有两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一件是中集成为世界第一，另一件则是中集的团队。“中集很多中层干部是那时的59个人之一。麦伯良常常说起一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集的团队至今没有一个人出现大问题，这令麦伯良感到欣慰。

　　孙磊：将“深圳设计”带向太空

　　孙磊成名源于2003年的神五航天表，他是该表的设计师。此后，神六、神七航天表皆出自他之手。

　　这些手表，与其说记录了时间，不如说刻录了设计师关于生活的艺术灵感。1992年，孙磊从沈阳航空学院工业设计系毕业，到深圳进入飞亚达成为驻厂设计师。那个时候，没人知道什么叫驻厂设计师。孙磊也曾困惑过自己的身份，默默无闻“单打独斗”了好多年。一直到2000年开始研制航天表时，公司才成立工业设计部门。孙磊的命运也开始了一次跳跃。2003年10月，深圳设计的航天表伴随着杨利伟围绕地球飞了21圈，中国至此成为了全球第二个能够自主制造航天表的国家。

　　航天表，让孙磊广为人知，就连国际顶级设计大师克拉尼也打电话称想与飞亚达合作，尤其想要与孙磊合作设计手表，孙磊还成为钟表王国瑞士特别邀请的世界30位名人之一。

　　有时候，成功只是过程中的附加产品。18年来，孙磊把手表这玩意儿研究得特透彻。似乎越局促的空间，越能逼出“突破重围”的创意精神来。让他颇为得意的一款手表是飞亚达20周年时推出的高级定制表——方形陀飞轮表。这款名为“记忆”的手表价格高达36万元人民币，灵感来自于老式的卡带。

　　最近几年，孙磊率领的设计团队每年都为公司开发40到50项新产品，今年7月份，他还刚从德国捧回了被誉为设计界“奥斯卡”的红点奖。

　　设计的灵感来自生活。孙磊平时喜欢收藏雪茄、红酒。偶尔也设计首饰、钢笔、皮箱、普洱茶具等做调剂，呼朋唤友摆龙门阵。他常在聊天中获得灵感，然后回家对着一面墙壁，把灵感系统地整合出来，“好玩的展示给别人，不好玩的自己存。”

　　“设计就是这样，一边天马行空，一边否定修正，然后才能向前。”孙磊说，“深圳给了我灵感和舞台”。

　　李锂：执着深圳梦造就新首富

　　李锂引起轰动是在今年的5月6日，海普瑞在深交所创业板正式挂牌上市，创下A股最高的发行价，以当天开盘价计算，海普瑞的创办者李锂夫妇一夜之间变身为中国的新首富。此前，海普瑞及其创始人李锂几乎从未出现在公众视野，也没人关心肝素钠到底是什么。

　　财富的积聚似乎来得突然，质疑也随之而来，但事实上这段财富传奇的背后，却是主人公几十年如一日对专业研究领域的执着与信念。

　　1964年出生的李锂，是四川人，大学读的是成都科技大学(现为四川大学)的高分子化学专业， 1984年，还在上大三的他，就休学研究肝素钠。肝素钠是粘多糖硫酸酯类抗凝血药，由猪或牛的肠粘膜中提取。“那时候有一种氛围，我们这些学理工科的，都觉得要整出点技术、产品，中国才能发展。”

　　其实，李锂的第一份工作和肝素钠毫无关系。1987年，他到成都肉联厂下属的生化研究所工作，研究胆红素标准物质。1990年，成都肉联厂由于改制等原因，李停薪留职，又回头研究肝素提纯技术。1998年4月，李锂南下深圳创立海普瑞实业，继续大学时的梦想。

　　李锂称支撑海普瑞获得成功的基础，是自己花费七八年时间摸索出的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与国外迥异的肝素钠提纯工艺，这保证了海普瑞产品的稳定、可靠。据介绍，在最初的几年，李锂“除了碰壁还是碰壁”。在他的印象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太阳，没白没黑地呆在实验室。

　　就在海普瑞上市前一周，李锂在给母校校友会的一封信中写道：“立志要早，入业要早，笨鸟先飞，目标始终如一。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专业化是发展和成功的必由之路。”专业、专注，也正是李锂创业之路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