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风起南方，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相继呱呱坠地，啼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一年后的1981年11月14日，汕头特区横空出世。

　　彼时的特区，深圳是一个严防死守怕人逃港的边陲小镇，珠海是一个烛火摇曳的小渔村，汕头也只是在市区东郊的龙湖村划出了1.6平方公里的沙丘地。

　　30年后，深圳动感活力，珠海浪漫多姿，汕头蓬勃向上，三大特区犹如三颗夺目的明珠闪耀在南中国海的海岸线上。

　　三十而立，从特区30年成长历程中提取出他们贡献给中国的发展“基因”，是对特区隽永的沉思和对国家真正的责任。

　　改革开放最美的缩影

　　已近午夜，罗湖口岸又迎来了一拨人流，步履匆匆走过罗湖桥，融入华灯璀璨的深圳。每天，约有30万人经过这里穿梭在香港和深圳之间，港人到深圳来购物、消费成为了最普遍的现象。

　　30年前，依然是这里，却是严防逃港的第一线。有人游泳过河，有电路巡线工过桥扔下工具就跑，他们用脚投票去对岸寻找幸福。

　　罗湖口岸，中国的南大门。从逃港到港人北上，这里发生的一切是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30年来沧海桑田巨变最真实的写照。

　　30年前，深圳的经济总量仅有1.96亿元，人均GDP606元，而30年后，深圳的GDP已经达到了8710亿元，是当年的4444倍，年均增长25.8%，人均GDP也达到了9.3万元，跃居全国第一。珠海和汕头亦是如此。

　　经济特区创造了无数个“中国第一”，新中国土地第一拍在深圳、第一张股票发行在深圳，新中国第一次重奖科技创新出现在珠海……经济特区无愧于“改革实验田”的称谓。

　　他们雄壮地证明了一个事实：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最美的缩影。

　　另一个奇迹是，经济特区的星星之火30年来已经燎原成改革开放的熊熊烈火，从东南沿海燃烧到最遥远的西北边疆。

　　30年前，深圳、珠海、汕头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引进外资、租赁土地、买卖外汇，打开了封闭多年的国门。1984年1月，小平同志南巡，并挥毫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

　　从特区回到北京，小平立即建议将对外开放城市增加到14个，沿海城市呈现全面开放姿态。随后，开放战线再拓展到内地省会城市，以至于中国全境。2010年3月底，新疆喀什，一个新的经济特区在这里诞生。喀什打出的口号是建设“西部深圳”。

　　从点到线，再到面，从浅层次到全面开放，中国开放的脚步在经济特区的引领下一路向前。“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旗帜和风向标。”温家宝总理说。

　　市场经济标杆和急先锋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虽然过去了多年，历经了多次更换，但这块巨大的牌子仍然矗立在深圳的蛇口。

　　在刚刚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禁锢的1980年代，这句口号如同一声春雷，炸响在所有中国人耳边。它用最朴素、最直白的语言向世人诠释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习惯了吃大锅饭、集体劳动的国人，突然意识到“谈钱”不再是件羞耻的事情。

　　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市场经济的观念，就这样横扫中国，涤荡旧体制。

　　在深圳博物馆，有一把普普通通的锤子，看过他的人都会啧啧发出几声感叹。这就是当年落下“中国土地第一拍”的锤子。1987年，这“石破天惊”的第一拍，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帷幕。

　　土地是可以有偿使用的！深圳的尝试教给了国人一个基本的规则。1988年，在宪法修正中，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属性正式确认。

　　正如土地使用一样，有许多游戏规则，是由“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区人探索出来的。

　　1993年—1994年，深圳利用特区立法权相继出台了《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等一大批填补国内空白的公司法规。

　　在向市场经济的过度中，特区一次又一次勇吃螃蟹，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表示：“深圳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探索出了许多通行全国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

　　在特区的土地上，强大的市场力量迸发出来，并凝刻为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格力、超声电子等这些响亮的名字。

　　市场观念、市场规则、市场力量……经济特区以市场之名引领着中国的变革，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急先锋”和标杆。

　　饱含创新因子

　　在2010年5月6日之前，没有人注意到这家叫做海普瑞的深圳企业。它的一夜成名很简单，在上市当日，他的掌门人李锂夫妇身家达到504.5亿元，超过身家396亿元的比亚迪“掌门人”王传福，成为内地新首富。

　　“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鹏城造富的速度不会放慢。”一位深圳网民如是说。

　　走在特区的热土上，你会发现深圳的土壤中饱含着创新的因子。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正是深圳的“三来一补”产业热火朝天的时代。1992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做出了一个果敢的决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这是一个壮士断腕般的决策———它迫使大量企业外迁出深圳，也使得构成深圳各级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工缴费大大降低。在随后的几年中，深圳先后制定实施了50多个鼓励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蔡兵评价说，深圳的决策者们已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深圳的“生死之路、命运之途”。

　　无独有偶，1992年的珠海也发生了一件令全国震惊不已的事：用汽车、住房、巨额奖金等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极少数科技人员凭科技劳动一夜间成为百万富翁。这在中国科技史上是空前的一次。

　　特区的探索证明，政府的自主创新与产业转型战略清晰而坚定，是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

　　2008年，华为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专利申请公司，它和中兴的专利申请量占全国国际专利申请量的40%。特区的实践宣告了，只有市场之手发挥作用，自主创新的浪潮才能波澜壮阔、鹰击长空。

　　体制改革再杀出血路

　　这个城市里，曾经有一名叫呙中校的年轻人痛心疾首地写了一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来了全社会的一场大讨论，并促使市长主动与他谈论城市的未来。

　　这个城市里，曾经有一批人，敏锐地发现了深港西部通道侧接线的尾气直排方案会产生极大环境污染，然后从深圳到北京，从环保局到市长，再到环保总局一级级反映诉求，最终迫使连接线从地上走入地下。

　　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叫吴君亮的人，他试图去了解“政府花钱的秘密”，接连向十几个地方政府和十几个中央部委发去申请，想查看预算案。几年的努力下来，深圳市财政局、广州市财政局、龙岗区政府等部门终于放下了身段，不同程度公开了财政预算。

　　这是一个参与的深圳，市民经常通过网络表达诉求，而这种诉求也经常得到官方的回应。这样的片段是对“公民社会，共同成长”的最好诠释。

　　如果说这些事情都还太“草根”，这里也不乏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量。

　　2001年，深圳开始了一场城市管理变革，将园林、绿化、环保、环卫等距离政府权力中心比较远的公共事务开始外包、委托给企业经营，将水、电、气等公用事业逐步推向市场，发展公共品市场化和社会化……

　　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政府此前的职能由谁承担？答案是社会组织。然而，社会组织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到2002年时，深圳的社会组织还不到1200家。

　　怎么办？培育！

　　2004年，深圳分三步走开始给社会组织松绑：社会组织在深圳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从2002年到2007年，年均增长20%以上，2007年底社会组织数目突破3000家。

　　2008年1月9日，深圳市6区和9家民间专业社工服务机构签订了一份意义重大的《社工服务购买意向书》，将司法、教育、残联等部门的政府服务交给社工去承担。这只是刚刚揭开了序幕。

　　政府退出公共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尽快接手，深圳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政府主动与市场合力推动下，逐渐向“公民社会”的要求靠拢。

　　是年，民政部向全国推广深圳的经验。2009年，深圳和民政部签约，将在深圳推进社区体制、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社会慈善等领域的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特区又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社会体制改革在特区的尝试只是刚刚开了个头，然而，其10年的磨砺已经足以计入特区对中国的贡献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意义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杀出一条血路”。

　　■南方日报记者黄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