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变革，改革成本的支付既是在还历史欠账，也是政府破除城乡二元藩篱，实现发展理念转变的具体体现。在户籍制度改革中，政府作为主导，但并非承担无限责任，而是通过行使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引导，借助市场力量，撬动社会各方面分担改革成本。”

　　重庆市政府测算，在这2010亿元的总成本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投入1229亿元，主要分摊农民工转户后的养老、医疗、住房以及购买“地票”、获得流转土地等成本；转户农民个人作为直接受益者，需投入465亿元，主要用于缴纳自身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费用；政府“四两拨千斤”也需投入316亿元，主要用于转户农民养老保险补助、引进就业企业社保缴费补差，以及公租房、学校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这样总体看，转户农民人均可一次性获得宅基地退出补偿、承包地退出补助等直接收益1.8万元，略高于进城后个人应支付成本1.6万元，政策设计具有吸引力；政府除分摊316亿元改革成本外，还需建立宅基地、承包地流转周转金10亿元至20亿元，总体投入处于可控范围。

　　除了总成本由社会各方面承担之外，重庆市政府还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时空跨度较大的改革，相当部分成本不需要当期支付，而是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实现到位。

　　在城市“五大保障”(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养老和医疗是大头，由于转户对象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大规模的养老和医疗资金支付会在一二十年以后，而农村“三大保障”(宅基地、林权、承包地)的退出，也有1-3年的过渡期，当期资金需求不大。

　　黄奇帆说：“这样算下来，预计这次户籍制度改革需启动资金100亿元左右，通过努力重庆有把握实现目标。”

　　三大配套改革为农民进城“铺路”

　　黄奇帆说：“如果没有上千万平方米公租房在后面备着，汹涌而来的上百万人口会造成社会动荡，那就是自讨苦吃了。”

　　配套一：将农民工纳入保障范围的城市公租房制度。

　　面对高昂的房价，农民进城最难解决的就是住房。“有工作只是农民工，有住房才算新市民”，重庆市率先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农民工公寓等完善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中，并且创造性地允许租户入户。以体量大、解决范围广的公租房为例，根据规划，在未来10年，重庆市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到2012年将有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成，这些房源主要针对进城落户的“新市民”、新毕业的大学生等城市夹心层。

　　“将农民工纳入公租房保障体系，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也为农民进城大大降低了门槛。”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局长张定宇说，“重庆公租房主力户型以50平方米至60平方米为主，适合一家三口居住。50平方米住房的租金在400-600元左右，只有市场价的60%左右‘新市民’群体能够承受。”

　　配套二：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推出地票交易制度，使农村土地“转化”为农民进城的资本。

　　重庆市正在推行的“地票”模式，是对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一次重要探索。专家认为，如果由中央政府出资，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统一购买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通过“地票”的形式出让给用地的城镇，并把其中一部分收益补偿给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进城落户的农民、农民落户的城镇政府，可能对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政策以及相关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农民工外出的增多，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家乡城镇购房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对江津区李市镇的调研发现，在第一批137户参与“地票”交易的农民中70%已在城镇购房。推进农民进城落户，“地票”是利用市场化手段激励他们彻底切断与农村联系的政策工具。

　　配套三：未来十年重庆将提供10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

　　作为全国第一个省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设立全国第三个副省级新区———两江新区，重庆在内陆改革开放中走在前沿，特别是引来了大量企业以及重庆正在逐步完善的城乡统一就业市场，为进城落户的农民工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就业机会。

　　重庆市相关部门的数据表明，未来十年重庆将提供10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

　　重庆市在为农民进城付出改革成本的同时，也会得到三大收益：

　　第一、直接拉动消费，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据重庆市发展委副主任徐强介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只有城镇居民的1/3至1/4，今明两年重庆将有300多万农民进城，农民进城以后的消费，一个人每年至少比在农村多1万元，300万农民进城，每年都会新增300亿元的持续内需拉动。

　　第二、大量农民进城对守住耕地红线有好处。重庆市农委的计算表明，重庆一个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并退出宅基地，可节约建设用地170平方米，如果未来10年重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就可以复垦增加耕地250多万亩。

　　第三、可以增加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1000万农民进城了，农村的耕地就由2000万人来种变成1000万人种，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也可增加农民收入。

　　■采访札记

　　探寻重庆户改“前面那8张饼”

　　当重庆这个年轻的直辖市宣布要在10年内让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时，除了惊叹、赞同，还有许多不解、怀疑甚至曲解。

　　问号不停地从网络、专家、媒体等渠道传出：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进城会不会形成“贫民窟”？农民进城后买得起房吗？农民进城后大量失业怎么办？这是不是一次“户口换土地”的剥夺农民之举？政府能支付起如此高的进城成本吗？……

　　从此前许多地方农民进城的教训来看，这些质疑有一定道理。但是重庆为何能做、为何敢做，为何会做呢？

　　对此，记者想到一个被多次引用并不新鲜的故事：一个人吃了9张饼时饱了，他说，早知道只吃第九张就好了。其实，前八张的作用同样巨大。用这个故事来形容重庆户改很贴切。上述的质疑其实只看到重庆吃了“第9张饼”，没有看到重庆此前已吃下了“8张饼”：在户籍改革前，重庆已配套实施农村土地地票交易、公租房建设、城乡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等一系列前置改革，让此后的户改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从2007年，重庆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就开始了平衡城乡利益、统筹城乡差别的“破冰”之旅，为今日千万农民进城的重大户籍制度改革铺平道路。

　　农民进来怎么住？这是每个农民工进城时都会想到的问题。重庆公租房制度改革恰恰是破解这个问题的“金钥匙”。重庆的公租房在全国率先打破了城乡差别，不设户籍限制，农民工可以像中低收入市民群体一样申请，而且只要在主城区务工超过5年，申请到公租房后就能转户进城。

　　公租房改革标志着农民工可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城市最大的福利之一———保障性住房，是城乡统筹改革的重大进展。

　　不少人质疑：重庆让千万农民进城，是为了用“户口换土地”，农民是“被城市化”。其实不然，详解重庆创新的地票制度，这一问题不难解答。早在2008年12月，国务院就批准重庆设立全国首家土地交易所，推出地票交易制度。截至目前，地票平均价格已升至14万，远高于中国目前的征地补偿标准。这成为农民带着资本进城的重要环节。

　　大量农民会进城即失业，从而流离失所吗？在重庆决策部门看来，未来支撑中国内地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而重庆作为国家打造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级，产业前景广阔，投资潮风起云涌。

　　同时，重庆早就开始进行城乡统一标准的就业市场体系建设，今年9月，重庆在全国率先推出微型企业创业扶持政策，其中就是要实现“大企业创造财政收入、小企业创造就业市场”的目标。

　　此外，在社会保障制度上，重庆市也早就开始了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以实现城乡统一的养老、医疗、低保等重大社会保障制度对城乡居民全覆盖，城乡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鸿沟正在逐渐缩小。

　　诚然，重庆户改还会遇到许多预先没有考虑到的“急流险滩”。但摸着石头过河，正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可贵之处。那么就要允许重庆改革、允许重庆试错，从而进一步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探索一条完善的制度框架。如果外地要向重庆学习户改经验的话，也应从配套前置改革学起，一步步扎实推进，不能只重结果，不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