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和长远发展。

　　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城乡差距还在扩大。

　　一只脚迈进了现代农业，另一只脚还在传统农业，怎么能走得稳，走得快？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不能只考虑“一农”，要着眼“三农”。绕不开也躲不过的难题，唯有在深化改革中求解，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突破

　　农村改革和发展站在历史新起点，前进道路上仍有诸多矛盾和问题，绕不开也躲不过。

　　家庭经营——效益从哪儿来？

　　有人说，现代农业要大规模、高效率，靠一家一户难实现，家庭经营已经落伍了。一些地方鼓励大公司、大老板直接下乡种田，有的甚至违背农民意愿，靠行政手段搞土地流转，规模倒是迅速扩大了，效率短时间内也提高了，但被挤出土地的农民出路在哪儿？农业现代化真的这么简单？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说，实行家庭经营，是农业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尽管经营规模有大有小，但基本的经营主体都是农户。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稳定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对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短时间内土地规模无法扩大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

　　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吉炳轩，曾经长期在河南省工作，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规模经营对于土地少、人口多的地区是很难办的。比如河南省人均一亩多地，如果把30亩地交给一户种，在黑龙江还不算规模经营，但河南就等于把6户的土地交给一户耕种，那其他5户干什么？必须转移出去80%的人口不从事农业。

　　中农办副主任唐仁健说，其实谁也不愿意小规模，但这是中国国情。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把有限的资源更科学、更有效、更集约地用于农业。

　　事实上，农业的规模，不单是指土地规模，也可以是服务规模。科技的创新和推广、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也能形成规模，带来规模效益。陈锡文说，不管是新大陆国家一户的几万亩地，还是在日本的小规模经营，打一个电话，农药、化肥、销售等专业组织都能上门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农业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

　　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决不是维持传统的小农经济，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改善外部环境，转变发展方式，创造家庭经营向现代化迈进的条件。

　　经营方式怎么转？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明确回答：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

　　家庭经营也能创造高效益。

　　——效益从适度规模中来。在具备条件的地方，政府只要因势利导，做好服务工作，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就会在农民之间进行。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陆续出现了一些种粮大户、家庭农场。苏州种粮大户高健浩，在租种、代管的6000亩农田里用有机肥、覆盖防虫网，还在田里放养鸭子，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产出的有机大米1公斤卖到几十元。

　　——效益从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中来。山东三元朱村发明的冬暖式大棚已经发展到第五代。一按电钮，近100米的草帘自动卷起，轻点鼠标，数十个喷灌头水雾弥漫。一个温室大棚收入能达到2万—3万元，一亩棚收入超过十亩地。这一技术已经从山东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份，创造了惊人的效益。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马铃薯专家屈冬玉博士， 为推广先进技术，十几年来跑遍全国的马铃薯主产区。他说，仅脱毒马铃薯这一项生物技术，就能增加单产300—500公斤。今年全国能推广3000万亩，只算一年的账，农民因此而增加的收入便十分可观。

　　——效益从社会化服务中来。河南五女镇保献农机合作社，今年代耕、代管、代收小麦2万多亩。合作社社员赵国庆说，家里没有壮劳力也不怕。不管是种还是收，打个电话就行。大马力拖拉机下田，作业深度35厘米以上，土壤透气了，产量噌噌往上蹿。过去亩产500公斤就是顶，现在这个顶早已被打破，今年亩产超过600公斤，亩增收200多元。

　　小农户，大市场——产业竞争力怎样提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市场连成一体。分散的农户，面对这样的阵势，难免茫然失措。当下的农业国际竞争，已不仅是初级农产品的竞争，更是整个产业体系的竞争。面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农业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引进来”、“走出去”，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谋划发展。

　　农业产业化，是“小生产”对接“大市场”的一个现实途径。发达国家也是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连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农户和企业之间或由固定合同联结，或由合作社负责收购、加工、销售，并给农户返还利润。

　　农民完全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紧紧扣住市场脉搏。同样是种菜，山东安丘“田间变车间”， 从引导农民种什么，到培训农民怎么种，制定了33个生产规程、200多个国际生产标准，发展50万亩标准化蔬菜基地，产品源源不断走向世界。

　　从国内外成功的经验看，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壮大的关键。对企业来说，与其直接进入生产环节，与农民争土地、争利益，不如提供充分的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与农民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有效的农业合作组织，对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说，在发达国家，从生产资料供应、大型农机的使用，到农民的贷款、农产品的销售，都离不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后，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速度很快，但目前带动力、竞争力仍然偏弱，应大力发展和培育。 

　　中农办原主任段应碧说，来来回回试了很多年，农业的微观主体还必须是农民。从长远看，中国的粮食问题靠农民的小规模、兼业化解决不了。还是应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前提下，发展专业大户。将来，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职业。搞现代农业，提高农民素质是个大问题。要有计划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学校应该开设培养职业农民的相关专业。

　　城镇化、新农村——农民往哪儿去？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关键是减下来的农民往哪儿去？

　　程国强说，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由于农民基数小，非农产业发达，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比较顺利。而一些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大国，由于简单地把土地析出的农民抛向市场、推向城市，造成了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农村贫民，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说明，对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是一个渐进和漫长的过程。

　　中国正经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镇化，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15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城镇化率可达到70%，这意味着在短短20年中，将有3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即使如此，仍然有四五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因此，必须一方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一方面大力建设新农村，双轮驱动，并行不悖。

　　但是必须弄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城镇化？什么样的新农村？

　　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

　　一些城市，只想要农民的地，并不想要农民；城市建得越来越光鲜亮丽，却没给进城的农民及其家庭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土地的城镇化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一些地方，以建设新农村为名，搞大拆大建，让农民离开村庄，搬上楼房，集中居住，却不问群众愿不愿意，生产生活方便不方便。嘴里说的是为农民谋福利，眼睛盯着的却是农民手里的地。更有一些村庄仅因为行政区划的变更，农民坐地 “被城镇化”。

　　城镇化的本质是让更多农民真正变为市民；建设新农村的目的，是让农民在乡村也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过上同样文明幸福的生活。要真正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改革还待攻坚，制度仍需完善。

　　只有非农产业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城市能接纳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农村能开辟更多的就业和增收门路，农业现代化才能推进得更快。

　　陈锡文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三农”问题，不是“一农”问题，如果只是要提高农业效率，大机械在大地块集中作业就能解决，但是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就必须统筹兼顾，通盘考虑。“三农”问题都解决好了，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

　　基础弱、底子薄——支持保护谁承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后认为，要充分发挥现代投入要素的作用，必须有两个重要条件：相配套的农业制度、相配套的新型农民。

　　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是农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都离不开政府全方位、大力度的财政和信贷支持，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段应碧说：“中国农业到了最需要花钱的时候。中国农民没有什么积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靠市场的作用，实现不了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反哺”才刚刚开头。资料显示，日本农民收入的60%、韩国农民收入50%、欧盟农民收入的40%，来自政府补贴，而我国不足10%。

　　随着国家财力不断增强，对农业的反哺力度应当不断加大。这是时代潮流、国际潮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张红宇认为，过去对“三农”投入的历史欠账实在太多，现在一时还补不上，无论是从投资结构还是支出增幅看，农业仍然处在弱势的地位。因此，必须下更大的决心，继续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水平，并建立更加完善的支持保护体系。 

　　政府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才能吸引农民积极筹资投劳，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河南省瞄准薄弱环节，集中70%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连续6年投入27个产粮大县。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吸引了群众自筹及社会资金43.74亿元，累计改造600多万亩中低产田，核心产区粮食增量占到全省增量的80%。

　　资源环境紧约束——如何可持续？

　　中国农业正处于一个资源环境趋紧的时期，耕地越来越少，水资源频频告急，生态亮起“红灯”，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难题。当一些发达国家一滴一滴地浇灌农作物的时候，我们仍有很多地方扒开口子，大水漫灌！我国每千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高达36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粗放、落后的农业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打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统筹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出路在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向先进耕作技术转。一度缺水的河西走廊，小麦玉米田正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棉花、制种玉米等节水作物，膜下滴灌技术使“浇地”变为“浇作物”，棉花亩节水335立方米，增产12%。

　　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上转。成都市设立了耕地保护基金，市县两级财政每年投入26亿元，为承担耕地保护的农户提供养老保险补贴，建立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一粒稻谷，如今在黑龙江垦区的产业链上“吃干榨尽”：剥壳做成精米，稻壳用于发电，壳灰变成白炭黑和活性炭，米糠粕提炼出卵磷脂……稻谷衍生出30多种产品，每吨增值700多元，努力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向多功能并重转。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和能源替代等新兴业态，兼顾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四川率先开创的“农家乐”，如今已经有了星级标准，向集约精细的乡村度假型转变，吸纳农村就业300多万人。

　　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时代课题，其艰巨性、挑战性可想而知。唯有直面矛盾，不避难题，在深化改革中求解，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突破。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办法、新途径。眼下，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探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脚步一刻也不能迟疑，一刻也不能放慢。

　　“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已经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

　　前半程，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巨大奉献，为奠定国家工业化基础提供了巨额积累；小岗村18位农民的手印石破天惊，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大幕，农村经济支撑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半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仍然取决于农村改革能否有新的突破，农业发展能否有质的飞跃。

　　让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建设亿万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