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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车改革被指10年未获进展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22日04:57  京华时报

  面对机动车数量的激增,今年10月,北京市官方表示正在研究控制机动车数量的政策。随后,车市还风传明年本市可能采用经济手段限制汽车总量。这些语焉不详的信息背后,控制数量似已箭在弦上。

  新华社近日撰文指出,缓解大城市交通问题的药方,不能只针对私家车等社会车辆,公车改革绝不能成为治理的死角。由此,控制机动车数量和公车改革二者再成共生议题。

  自2000年酝酿启动公车改革试点以来,本市的公车改革已经历了近10年的长跑。但是,试点非但未能换来车改的大规模推行,反而却有止步之嫌。

  ■车改进程

  几乎被遗忘的车改试点

  11月3日,央视披露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占本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且主要集中在城区,极大占用了本就稀缺的道路资源,而且空驶率非常高。在北京挖空心思治堵的当口,这一信息耐人寻味,公车改革重回公众视野。

  此前,公车改革也曾多次成为交通治堵的共生议题,但也多次高开低走,乃至被人渐渐遗忘。

  在北京,与车改有关但“被人渐渐遗忘”的角落,有四处。

  大兴区西红门镇是北京车改的起点。2001年3月,在“经历多次讨论酝酿后”,一纸公文将大兴区西红门镇推向了公车改革的风口浪尖。这份被简称为“2001年8号文”的红头文件表明,西红门镇被确定为公车改革的试点,将率先尝试“货币化”车改。

  根据西红门镇的车改方案,除保留镇党委书记、镇长公务用车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面包车外,其余公车经评估后就地拍卖。车改后,机关车辆由原来的37辆锐减到6辆。

  根据该文件,参与车改的干部们,依据级别得到数额不等的车补,其中副处级干部每人每月2000元,正科级干部每人每月1500元,副科级干部每人每月1000元,科员办事员则不享受车补。

  车改一经施行,即获得了媒体的热捧,也迎来了兄弟区县“取经”的热潮。曾经历车改的西红门镇宣传部李阳(化名)向记者透露,市纪委和区纪委的有关领导,曾多次前往评估调研,“当时不仅要填调查问卷,还开座谈会,很重视”。

  北京车改为何会在小小的西红门镇率先启动?长期关注北京车改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由于镇里公车不多、干部层级分明,而车改从镇一级开始,可操作性强,阻力相对较小,容易推进。

  三区县或跟进或“搁浅”

  在西红门镇的公车改革实施三年后,房山区琉璃河镇也开始行动。次年,东北部的平谷区夏各庄镇出于节省财政支出的考虑,也随之跟进。

  2005年11月10日,平谷区夏各庄镇政府举行了“车改车公开拍卖”大会,奥迪、桑塔纳2000等6辆公车经过多轮竞拍,拍卖总金额54万元。

  与夏各庄镇的拍卖方式不同,房山区琉璃河镇对公车的处置,采取了认购方式。20部公车经统一评估作价后,公开面向机关领导、科级以下干部、司机和社会公众4个等级依次进行认购。对于车改后干部的车补,两镇的方式基本一致,从领导到办事员,根据职务和工作需要,分成5档或6档发放。

  除了大兴、房山、平谷等三个远郊区县实行车改以外,也有其他城区对此跃跃欲试。2004年海淀区温泉镇曾计划进行公车改革,并制定了详细的车改方案,包括将按级别对公务员发放交通补贴,但交通补贴发放到个人手中后,再用公车时,需按里程和车型交纳费用,超出的部分由个人承担。

  但直到2005年,温泉镇的方案仍在完善当中,公车改革迟迟未能启动。时至今日,这份“待完善”的车改方案仍未实施,早已“搁浅”。温泉镇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当时是听说要改,之后就没了动静”。

  试点实施效果难以衡量

  2006年以后,北京各区县的车改突然陷入沉寂期。对外公开资料显示,没有新的区县跟进公车改革试点工作,而且关于西红门镇等车改试点的情况也鲜见报端。

  在车改启动近10年后,西红门镇宣传部李阳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西红门镇的车改一直在延续,除科员也有300元的补贴外,政策基本“原封不动”,车补金额也没有和物价同步上涨。记者还了解到,平谷区夏各庄镇和房山区琉璃河镇的车改方案也基本没变。

  前两年,西红门镇因为拆迁开发,违章建筑物突然增多,镇里为了土地执法和安全宣传的需要,新增了两辆执法车。“实际情况和当初车改时有所变化,现在每天都要出去巡逻,必须配备执法车”,李阳解释。

  车改前后有明显对比的是,群众对公车私用的投诉确实大幅减少。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同事之间拼车、借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西红门镇于2004年底对外公开的数据显示,车改实施三年后,财政支出较车改前年均节省180余万元。但据记者了解,目前车改已持续近10年,财政支出的有效对比数值,仍停留在车改前后的那几年。“这几年已经不再对比车改前后的财政支出,对比已经没有意义。”李阳表示。

  平谷区宣传部相关人员则表示,实际操作中,由于单位不配公车,有时为了做好工作,不得不去租车,也会发生一些费用。另外,镇里干部少,但到了区里、市里,处局级干部那么多,全都给补贴的话,公车改革是否真正节省了行政支出,这个需要进行估算。

  ■遇阻探因

  补贴难摊等因素制约推广

  目前实施的车改方案是否有推广价值?大兴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西红门镇车改方案目前没有扩大试点的计划,他称,“这事不好操作,单是车改补贴就众口难调,每个科室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可是办事多和办事少的人领的钱都一样,大家怎么会满意呢?”在他看来,车补难尽如人意,车改方案也就难以继续推广。

  目前,平谷区也未打算扩大车改范围。虽然夏各庄镇已经推行5年,但车改在北京乃至全国,还没成为主流的声音。“虽然每年两会都在提,但都推行不下去,这不是件简单的事”,相关人员表示,“夏各庄镇的车改,就像往河里扔了块石头,可是连水纹都不起,就直接沉底了”。

  海淀区温泉镇的车改方案,开始“下面”很支持,这样原本不配车的干部也可以获得交通补贴,但因为“上面”阻力太大,不太愿意改,所以车改未能推行。

  2006年,北京市监察局自律办公室主任庞建国曾表示,公车改革试点的综合效果尚无法衡量,而且采用“货币化”车补的办法,可能给全市的财政带来沉重压力。在他看来,北京的党政机关普遍实行“货币化”车改的方式不可行,至少当时的时机尚未成熟。

  “货币化”车改到底会增加财政负担还是节约行政成本,财政部门是否做过评估?记者试图就此采访北京市财政局。但是,截至记者发稿时,未能获得有关数据。市财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解释,公车改革不是财政局主导的,因此相关财政数据无法单方披露。

  现行车改未触及主要矛盾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洪洋认为,北京各地单兵突进式的公车改革,面临今天的困境,也在意料之中。

  吴洪洋说,由于北京车改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这种“改下不改上”的状况,具有体制上的冲突,“改革不彻底、不触及主要矛盾”。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表示,综观北京各地改革试点,都有一个普遍特点,即改革选择的都是基层,级别较高的部门都未涉及。而这些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现行公车体制的最大受益人或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也成了改革的最大阻力。

  “真正的难点并非具体模式,而是如何彻底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吴洪洋称。在这个利益格局中,除了作为公车使用者的各级领导干部,还有公车生产厂商、公车司机、车辆维修公司等。

  吴洪洋也指出,补贴额度不平衡也是本市公车改革的难题之一。由于公车改革的补贴范围、补贴标准和发放形式等,均缺乏统一的政策依据,使得车改方案五花八门,车补金额差别较大,也有个别地区因车改后福利化倾向严重而出现了新的分配不平衡。

  ■车改前景

  车改仍未给出明确时间表

  对于下一步的车改计划,记者致电市发改委、市纪委、市财政局等部门的多个处室。但是,相关人员大多以“敏感”或“不方便”为由婉拒采访,少部分人也只作了较为模糊的回应。

  市发改委宣传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发改委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车改革,因此他也不清楚相关情况。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公车改革还是处于试点、调研阶段,试点仍处于区级层面,“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下一步的计划,我们正在研究”。

  专家吴洪洋注意到了这种多部门合力推进的困难。他认为,本市应该成立车改领导小组,并给出统一的时间表和改革路线图。而且,改革方案应覆盖所有的公务员,这样改革才能彻底。可考虑在三年内,完成全市的车改进程。

  他解释说,之所以要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一是分期分批公开拍卖现有公车,有利于市场稳定,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公车司机的分流和再就业,也都需要一个过程。

  同时,要合理核定交通补贴标准,补贴应该与各区县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承受能力和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同时要与职务级别、岗位性质和实际工作量挂钩,严禁借改革之名滥发津贴。

  此外,在严格控制公务车数量等“硬指标”外,还应对公务车的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监督。

  本报记者邓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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