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在省城某医院皮肤病性病门诊的艾滋病监测哨点。郭静 摄

　　本报记者 郭静

　　◎编者按◎

　　在艾滋病防控体系中，有一个被称为“前沿侦察兵”的神秘环节，这就是遍布全国的艾滋病监测哨点。那么，这些哨点如何布局？如何收集相关信息？如何跟踪高危人群？疾控部门及监测点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深入其中，为您揭开神秘面纱。

　　摸清艾滋病感染的流行和变化趋势，是艾滋病监测哨点的功能，疾控中心人员形象地称其为艾滋病防控前沿阵地的“侦察兵”。

　　目前，我省已设置67个艾滋病监测哨点，重点监控8类高危人群，遍布17个市。11月30日，记者走进济南一处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了解了哨点监测的过程。

　　哨点相对隐蔽，化验单专人保管

　　一个红丝带的标志，两行显眼的红色大字：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这是挂在济南市中心医院皮肤科门诊大厅的一个牌子。

　　11月30日中午，记者走进这个哨点时，除了看到这个监测哨点的标志，还看到了贴在下面的一个友情提示：我科是国家艾滋病监测哨点，免费提供艾滋病抗体监测。如果需要帮助，您可与科内医护人员联系而无需挂号。

　　“这是为了方便存有疑虑的患者就诊，解除他们的心理压力，保护他们的隐私。”该科主任杨秀莉说。她指着蓝色牌子下面的一个红色笑脸标志，上面写着：增进交流，互相理解。“我们是为病人服务，就要尽可能地做好周到的服务。”

　　据杨秀莉介绍，该哨点2003年前后设置，针对前来就诊的人群进行监测。“主要针对性活跃期的青年男女，有的是主动要求检测，尤其是到艾滋病日前后，前来检测的更多。一般来说，男性多于女性。”

　　按照规定，这是一处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监测哨点。这个门诊相对隐蔽，处于皮肤科门诊的最里面，门诊内有专门的男性就诊室。

　　“这也是保护病人隐私的做法。”杨秀莉说，另外，病人的化验单还将由专人保管，“放在其他病人看不到的地方，不会泄露病人病情隐私。”

　　调查问卷在隐蔽空间填写，敏感问题可拒答

　　需要进行检测的患者，在与医护人员进行联系后，要填写一份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调查问卷。

　　“填写的时候当然是需要隐蔽空间的，其中有些项目是可以拒答的，比如‘最近三个月，你与小姐(暗娼)发生过性行为吗’这样的隐私问题病人可以不填，但是一般来说如实填写的较多。”杨秀莉介绍。

　　她拿出一份调查问卷，记者发现上面的问题有20多个，其中包括监测地点、调查对象基本资料、对艾滋病的了解情况、最近三个月的性行为情况，以及接受预防艾滋病服务情况等。

　　“比较系统地了解病人的整体情况，这会对艾滋病的感染原因和流行变化趋势有一个了解。”杨秀莉说。

　　前来检测的病人，不少是事先对病情已有了解，也有一些人是从其他地方转过来的，“现在病人分流渠道很多，很多男科医院或者皮肤病医院都有病人前去，应该说我们的门诊量一直比较稳定，跟这个分流也有关。”她说。

　　一般来说，每个月疾控中心人员会来采集病人血样，然后拿去检测。“我们是临床服务，不管男女老少，来者不拒，除了采血检查，还提供咨询服务，回答病人的疑问，这是我们的宗旨。”

　　重点监测8类高危人群，青年学生为新增群体

　　目前，全省像这样的哨点有67个，每个哨点都会根据自己的针对对象做抽样检测。

　　监测哨点的监测对象是八类高危人群。“一类是性病门诊男性患者，全省有17个点；二是女性性工作者，全省也是17个点；三是男男性行为者，有8个点；四是流动人口，有3个点；五是孕产妇，有17个点；六是吸毒者，有2个点；七是男性长途汽车司乘人员，有1个点；八是青年学生，有2个点。”省疾控中心艾滋病所监测专家廖玫珍介绍。

　　“这些高危人群的监测点是慢慢增加的。”廖玫珍说，我省艾滋病监测哨点是1995年开始建立，最初只有2类监测对象，分别针对性病门诊男性患者和女性性工作者。“这些年来，高危人群逐渐扩大范围，监测范围也随之扩大，今年春天又增加了青年学生这一监测对象。”

　　增加监测点范围是根据每年艾滋病感染者疫情报告的特点和变化而定的，比如如果在疫情报告中发现了某个感染群体的增多，就会随之增加新的监测点。“比如发现长途汽车司机感染者，就在胜利油田增加了监测点。而这几年随着性开放观念的蔓延，青年学生在校性行为增多，受感染的几率增大，因此国家就增加了青年学生监测点。”

　　“艾滋病监测哨点的功能就是通过抽样检测，为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和变化提供数据支持。”廖玫珍介绍，就像是前沿阵地的侦察兵，通过它们的侦察，可以了解到病情的变化。“这个跟平常的临床服务和艾滋病检测工作不同，它们的工作是面对病人做出诊断。”

　　暗娼感染梅毒比例上升明显

　　“今年一个比较突出的变化是，我们发现在某城市一个暗娼监测点所监测的400个暗娼中，感染梅毒的比例上升明显，监测报告显示今年已经达到了10%。”廖玫珍说，这跟这个群体吸食新型毒品有关，比如冰毒、摇头丸等，吸食毒品的暗娼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较低，因此感染梅毒的几率大大上升。

　　“尽管目前这一群体感染艾滋病毒的发现率很低，但是感染梅毒就加大了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一旦性工作者感染了艾滋病毒，危害将是惊人的。发现这一趋势，对于我们下一步开展防治干预工作提出了警示。”廖玫珍说。

　　据她介绍，监测哨点的工作集中于每年的4月初到7月底，“从4月1日起，我们就开始进行抽血检测，比如到某个医院的性病门诊采集男性性病患者血样，拿回去进行进一步检测”。

　　当然这并非全民式的监测，只是针对这一段时间内的400名患者进行，“比如说不到7月底已经到了400名患者，那就达到了监测要求，不再采集血样。”

　　提起监测哨点工作的难度，廖玫珍说，最大的障碍是隐私问题，“这些群体很多都是隐蔽性的，比如男同性恋、暗娼等，他们是不想向外人公开的，做起工作来难度很大。”

　　“比如男同的监测哨点，最初建立时，一个患者也没有，后来经过去男同经常聚集的场所暗访，做工作，并且跟男同的民间组织联系，局面才逐步打开了。”廖玫珍说，这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需要工作者主动去寻找高危人群，并劝说他们去检测，“尽管是免费检测，但还是有些人宁愿自己掏钱去医院检测，也不愿到我们这里来。毕竟社会的偏见和压力还是很大。”

　　哨点故事

　　最重要的是留住感染者

　　本报记者刘爽 崇真

　　高危性行为人群的检测，引出一张张调查问卷。11月29日，记者来到青岛一艾滋病监测哨点进行了探访。

　　艾滋感染者小朱

　　小朱已婚，且有个可爱的女儿。“事发”之前夫妻感情不错。很偶然的一次，小朱在厕所里经人介绍了解到“男同”这一群体，令他突然发现自己对男性更有兴趣。

　　“我三年前，进入了‘男同’的圈子，主要是在酒吧、餐厅等场所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大家聊得来就一起‘玩’。”小朱回忆，最初还比较谨慎，后来有些感情不错的朋友，有时连安全套也不用。

　　9月初，他所在的男同QQ群里，有志愿者告诉他在江苏路一个监测点可以免费检测是否感染性病，他就来到了这里。

　　检测结果需要第二天才能拿到。听到医生告诉他结果为阳性时，小朱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我可能只能活三两年了，我这一生都完了。女儿还没长大，好后悔。”

　　后来，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李秀芳教授和同事对其进行了心理开导，为了丈夫的前途和女儿以及整个家庭的将来，小朱的妻子没有选择离婚，反而对小朱更加关怀备至，每天都努力为小朱增加营养，增加抵抗力。

　　和民间组织合作

　　李秀芳教授称，目前她所在的性健康中心跟当地多个男同工作组以及女性高危性行为人群组织保持联系，经常在志愿者协助下对这部分人群动员检测。

　　“检测者来到这里之后，需要先填写表格，不要求真实姓名，但是详细联系方式、住址等需要真实。”记者在表格上看到所列项目非常详细：“最近3个月，你有无买过性？有无卖过性？有没有性女伴？发生关系时使用安全套了吗……”这些内容都需要被检测对象如实填写。

　　填完表格将进行抽血，进行艾滋病抗体快速检测，发现呈阳性者，则将血样送往青岛市疾控中心进行确诊检测。此时需要检测者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能随时联系到对方。

　　“最终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就会有许多人接受不了，将电话一换彻底消失。为了稳定这些人，我们需要非常注意告知的技巧和平时的心理干预。”李秀芳解释。

　　志愿者之一、青岛同舟工作组(男同组织)的于博念念不忘自己一个朋友小A的经历。小A被检测出艾滋病菌携带时，因当时一工作人员对其求助电话没有认真理会令其觉得孤立无援，遂对于博抱怨：“没有人关心我，我之所以感染，也是别人害的，我也要报复，以后做爱不戴套！现在受歧视是因为人少，得艾滋病的人多了就不会被歧视了，大家就都一样了！”

　　随后一段时间内，在一娱乐场所工作的小A真的实施了他的报复。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李秀芳及时将小A引导至检测点，一次次开导下，他开始转变观念，并积极接受治疗和定期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