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陈勇 天色暗下来，广场的人群并没有因为夜幕降临逐渐减少，反而更加熙攘嘈杂。

　　这里是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一个城市流动量最大地方。

　　1月13日晚，北京站。全国春运火车票开售的第五天。“要票吗？去哪里？”一个穿红黑皮夹克的平头男子凑过来，低声问道，“沈阳？哈尔滨？我这有票。”

　　这是春运期间这里最惯常听见的问话。

　　据国家发改委、铁道部等部门介绍，2011年春运期间 (1月19日至2月27日)，全国客流量将达到28.5亿人次，比上年春运增长11.6%。其中，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突破历史纪录达到2.3亿人次，同比增加2554万人次，增长12.5%。

　　火车站生存法则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生存法则，否则就乱了秩序。”说话的是姜凯(化名)，东北人，以前干过倒票，现在的身份是浙江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总，偶尔客串几次“黄牛”。

　　2001年，姜凯经老乡介绍来到北京，摆过摊，打过散工，扛过包，倒过票，最后终于转了正行。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不容易。

　　与其他一些小贸易公司老板一样，姜凯在火车站附近租了房子，既当家又当仓库。平日里，除了进站接货外，并不往车站多跑。姜凯说，自己要避嫌。

　　姜凯常年混迹于北京各个火车站。回忆起当年倒票的日子，姜凯说，那都是被逼的没办法，谁愿意没事风里雨里地倒票，况且火车站里面还“复杂重重”。

　　一位常年在火车站做快运的人士表示，火车站人流混杂，以北京西站为例，就有扛包的、盗窃的、倒票的、乞讨的、招揽的等，这些人互相之间认识，但不来往，各有各的地盘。最出名的数早期北京站出现的西北狼、东北帮等帮派。

　　上述人士介绍，以“黄牛”为例，北京站“黄牛”是以安徽、东北的人为主，而北京西站以南方人为主。各地区的人之间偶尔也会有冲突，激烈的时候会引起打斗，最后由车站相关部门和业内大佬出面摆平了事。

　　该人士透露，要想在火车站混，首先必须认清帮派，并摸清帮派与车站方面的关系。此外，还要熟悉火车站和公安段的所有公职人员的长相和联系方式，这样才能生存，否则就容易出事。

　　如今，在北京流传有“火车站生存法则”，里面详细印有北京各个火车站及公安段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以及各个“势力”分布割据图，比如售票大厅由哪些人掌控，广场又归属哪些人群，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要想倒票，就必须学会望问听，且要懂得收票和卖发票。”姜凯说，自己刚倒票的时候，由于不懂被黑过，在北京西站被两个南方人抢了票，还打了一顿，最后连报警也不敢。

　　姜凯知道倒票违法，虽然判不了多重，但为了安全起见，不是熟客，他一般不理会，只说“你打错电话了”。他认为，倒票也要受风吹雨打，凭体力和脑力干活，比那些卖假药、卖毒奶粉的好多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姜凯干倒票也有些年头了，他说倒票一般都是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帮衬起来的。早先还有组织，从产、倒、兜、望一条龙由专人分工负责，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势力范围。

　　一位从事多年倒票的人士透露，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今天，整个倒票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早的票源是来自窗口的内部票，就在窗口前面交易，鼎盛期还出现“警民和谐”的画面。但自铁路方面加大打击力度后，内部交易逐渐减少，从明里转为暗里。“现在一般都是在窗口等退票；代售点反复排队；利用废弃车票造假。”

　　上述人士表示，由于国内对倒票的处罚并不重，加之利润诱人，所以屡禁不绝。另外，“黄牛”也会针对铁路部门各种遏制措施想尽对策。如你开通春运电话订票，我就用追拨器，不仅能调节拨号速度，还能预存10个身份证号码，且售价才200-300元。此外，互联网也成为交易的新方式。

　　该人士强调，倒票不可能没有关系网，一般倒票组织与火车站内部人员都互相勾结，以其他方式出票，大多都是从代售点出票，且都在晚上11点30分后。

　　“你设置领号买票的措施，我就买身份证。”姜凯说，倒票的人会想出各种应对方式，从盗窃团伙那儿专收身份证，用买的身份证领号买票。

　　这个说法得到北京铁路公安局人士的证实。该人士称，从破获的倒票案件来看，一些倒票组织已经从散客变为专业户，向老弱病残孕的人士进行兜售，给打击带来一定难度。由于取消了收容制度，对于这些人，他们只能进行驱逐。

　　该人士指出，目前虽无任何证据查出倒票与车站内部人员有关联，但并不能代表没有这样的行为。一些售票点与黄牛勾结，大量囤票，所以才造成黄牛屡禁不止和一票难求的现象。

　　对于黄牛订票“新武器”，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则坦言，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不过黄牛考虑到成本，最多购买2-3台追拨器，几部电话同时订票，并不可能百分百订到车票。

　　上述铁道部门人士表示，目前，虽然无法全面阻止追拨器的使用，但为了防止黄牛占用电话订票资源，今年春运电话订票系统已经增加了“验证码”环节，订票者拨通热线后，必须输入系统随机显示的验证码，订票过程才能继续。

　　为各个部委预留的票也是票源紧张的原因之一。“部委要票，你敢不给？国办？中办？还是总政、总后？”一位长期在铁路部门工作的人士透露，早在春运前夕，部里就已经把票都以各种形式留好了，仅今年，为搞好与媒体间的关系，部里就批了1万张卧铺票给予北京各大媒体。

　　高额的利润

　　姜凯说，倒票都是冲着钱去的。一张票加价30、50的，按行话只能算“扒皮”，而制假和大倒的利润则是数十倍。

　　“扒皮一天收入也就几百，大头是供票的。”姜凯说，扒皮的一年收入是15万，而供票和制假在百万元以上。

　　一位从事制假多年的人士表示，早期的制假都是各地倒票组织自制自贩，产、供、销“一条龙”，极个别的组织还发展到分工合作的家庭式作业。

　　上述人士透露，制假的成本非常低廉，一张车票的成本仅几分不到，再通过与倒票组织勾结，采取人工出票，或者以代售点出票方式进行“出货”。一个客运高峰期，就可获利数百万元。

　　接近北京站公安段人士透露，为打击黄牛倒票行为，站里采取“公便结合”，加强辖区控制，利用视频监控找信息源，并根据群众举报进行打击和抓捕。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警方便开始严厉打击倒票犯罪。但一位长期参与打击倒票“蓝盾行动”的警员表示，多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打击，层层打，反复打，每次打都大获全胜，但还是屡禁不绝。在利益的诱惑驱动下，河南、北京等地区已是全国倒票最为活跃的地区。

　　他分析，中国的倒票犯罪居高不下，案件频发，主要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进行惩罚，且处罚力度较轻，加之近年来黄牛的手段也花样翻新。

　　该警员还透露，一些执法部门的人，显然也介入到了整个倒票链条之中。往往打击行动刚一开始，倒票组织就能准确获得信息，闻风而动，人去楼空。

　　1月13日，呼和浩特的老于从通州果园坐地铁到西站买票，他在路上耗费了2个小时，到了售票口之后，却发现已经没有票了。为了买一张回去的火车票，他已经跑了3趟了。售票口一个老头问他，要票吗？去哪儿？我这有，加30就行。老于想了想，还是没买，他说，明天再早点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