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畸轻，是明显的问题，属于明道；但制度性的畸轻，这是暗道，也要看到。

　　官员轻判的明道与暗道

　　贪官轻判，戏往往要演得“过得去”。吉林磐石市却是连“过得去”都顾不上了。

　　春节前的报道说，磐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春荣受贿40余万元，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检察机关抗诉：虽然王春荣到 案后能如实供述，积极退赃，并存在“立功的可能”，但判决量刑畸轻，明显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

　　没有援引判决书的相关文字，所以无法得知法院为何对王春荣判三缓五。报道称“吉林磐石法院认定受贿官员有‘立 功可能’予轻判”，但我无法想象法院会制作一份根据“有立功可能”下判的文书。

　　在当下，职务犯罪不容易据实判决，可谓相当普遍。2009年8月，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省检察院的报告： “三年多来，安徽省查办的渎职侵权犯罪已致154人死亡、30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但同期却有97人被免予 起诉，已作有罪判决的314名渎职侵权案件被告中，235人免予处罚或被判缓刑”。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 透露，全国职务犯罪获轻判的比例占到近七成，在广东，职务犯罪被判免刑和缓刑的占63.3%，是同期普通刑事犯罪轻判 率的13倍。

　　无论渎职侵权，还是贪污受贿，事涉官员，容易免予起诉，即使审判，也容易免予处罚或缓刑。普通刑事案件，也就 是普通人犯了罪，就不能这么体验法律的宽宏。这就是说，作为官员，自由将是更加牢靠，也更加宝贵的。

　　一个违法行为是否属于犯罪，取决于程度轻重。例如偷与贪都要看数目大小，偷到了800元算是犯罪，贪污要5000 元以上才算犯罪，标准是不同的。问题是，即便我们承认标准妥当，仍然有贪污比偷盗更容易轻判的问题。如果我们再考虑一 下，普通违法比职务违法更容易达到犯罪标准，那么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官员的自由保障与普通人岂可以算“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梦想”？

　　我在网上看到，2010年11月，河南把盗窃罪起刑标准从800元提到1000元。2010年3月，全国两会 上有代表提出贪污受贿犯罪以5000元为起刑点，与现实生活状况明显不符，应提到2万元。800元的提到1000元， 5000元的提到2万元，起刑点也算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可见发展成果，并同时可见发展成果享受的差异。

　　普通违法行为比官员违法行为更容易达到犯罪标准，这个问题还很少有人说。刑法有很多罪名，每个罪名分别有起点 线。起刑点不同，意味着判断大罪小罪的标准也大为不同。分而观之，你可能会觉得不同的罪各有标准，都是“实事求是”， 但合而观之，你将发现，在“实事求是”下，普通人犯的罪，起点都低一些；官员才会犯的罪，起点都高一些。就算依法办案 ，不徇私情，官员与普通人有罪无罪、罪大罪小，也不能衡平。

　　但人们一般是在承认各种刑罪的起点线的基础上，看执行是不是依法。官员有罪轻判现象突出，暴露的就是执行中的 问题。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立功”在轻判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吉林磐石市的这个案件，是官员因“可能立功”就被轻判并且 缓刑。还有更多的时候，立功是切实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官员，“立功”也比普通人要容易得多。

　　2009年8月，《检察日报》说，涉罪官员假立功搞检举，主要有四种渠道，包括非法手段(在取保候审期间获得 信息)，职务获取(本身就是执法人员，本人犯罪后就拿出平时掌握的一些情况来举报)，勾结监管人员或通过律师会见，借 助朋友关系。普通人犯了罪，要立功可就难了，你没有那么多关系，平时也没有掌握别人的犯罪线索，怎么立功？

　　看审判实际，我们知道官员犯罪，多被轻判。看起刑标准，我们知道官员的不法行为要构成犯罪，原本就比普通人的 非法行为难得多。两相结合，我们才能够明白官员与普通人在司法地位上的差别，一些差别是个人的社会资源、权力资源不同 所致，一些差别来自司法制度中的规则优势。依律而判，官员罪轻。再加轻判，这是在制度性的轻刑之外，再加办案之轻。办 案畸轻，是明显的问题，属于明道；但制度性的畸轻，这是暗道，也要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