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评论两会的节目，过去是没有的。官员的胆量大了，媒体还没跟上。

　　央视报两会十年变迁

　　一年一度的两会，是测评中国民主程度最好的风向标。而媒体对两会的报道，在勾勒出自身成长进程的同时，也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中国的宪政历程。《时代周报》选取中央电视台的十年作为剖面，观察央视两会报道节目视角、样式的变迁，特别邀请敬一丹、崔永元、柴静、王小丫以及张泉灵五位“名嘴”，以及三位历经央视十年变迁的新闻制片人，讲述两会报道中的细节故事、个人思考，而每个人独立的经验和表达，正是见证这个时代变化的最好标本。 

　　专题撰文 时代周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从数掌声，到呈现观点交锋

　　十多年前，敬一丹第一次被中央电视台派到两会现场采访，她说过一句话：“啊，我们还能问啊。”当时大家都不熟悉，两会这样的政治会议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等她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新的身份参与两会，才惊讶地发现开会不是像电视上那样就举个手，“我们争论挺多的”。当时她就提出来：为什么会内生动活泼，会外却相对拘谨？为什么到媒体上能看到的争论就很少？

　　2009年，柴静选择在她主持的两会报道节目《见证履职 共商国是》里，集中呈现人大分组审议现场观点的交锋。这是她直接参与两会报道的第四年，她说：“直到今年，我才真正理解了两会的实质。”为了呈现这个“实质”，她放弃了前三年已经形成品牌的《柴静两会观察》成型的操作模式，放弃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追访明星代表、政府高官，“他们更应该被强调的是公共议政者的身份。”判断一个人大代表合不合格，要看的不是他的履历，而是履职过程，“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政府的工作报告3月5日拿出来，不是让代表一致举手通过表决，就开始重大决策，温家宝总理说得很清楚，我们把报告交到你们手里，就是要请你们批评、提出意见，要接受你们的检验，接受实践的检验。”“有不愿履职、不敢履职、不能履职的代表，但我们要去选择敢履职、会履职、愿意履职的代表，只有选择了这样的人，才能把这样的声音扩大出去。”

　　从报道两会，到评论两会

　　敬一丹说，十年来央视的两会报道，正在由传播为主、很少言论，变得言论越来越多。

　　这一点最鲜明的例证是：2009年央视新闻频道进行全天候的两会报道，为此暂停了包括《东方时空》、《国际时讯》、《新闻调查》等在内的大部分常态日播栏目，仅有三档保留，其中就有白岩松领衔的晚间新闻评论类节目《新闻1+1》。

　　《新闻1+1》的制片人之一王志安说：“真正评论两会的节目，过去是没有的。今年两会期间还保留这个节目形态，至少在形式上是进步的。”

　　从3月3－13日，每天晚上白岩松都以新闻观察员的身份，在《新闻1+1》特别节目“1+1两会观察”里，直接就两会话题、新闻进行评论。3月3日的节目里白岩松说，在全球经济大衰退的困难时期，“更需要我们的代表、委员在讲真话、讲实话的同时，能够替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和界别来说话，甚至不一定都说很多热话，也能说一些冷话，说一些有针对性的话，甚至说短话”。在3月4日的节目里，他又提出“两会议题无冷热”，“我很担心媒体甚至部分的网友所进行的选择绑架了代表和委员”。这些个性言论在网上同时引发了热烈追捧和争议。

　　从形式创新，到内容求真

　　王志安说：“现在做新闻最常规的方式是，这个事情热了，大家都扑上来，比谁能争取到独到的新闻资源、采访到最重要的当事人，或者请到最权威的人来解读。但我觉得一个新闻栏目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立场判断和灵魂，这是做媒体最重要的。”而评论类节目对于一个电视台而言，就相当于报纸的“编者按”、“本报评论”。

　　在王志安看来，梳理央视两会报道多年来的变化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在报道的形式上不断创新，另外一条线是内容不断真实化、讨论真实问题。“这两条线平行往前走，但更能被看到、被关注的可能是形式感的变化。”他又说，“十年来我们已经用了太多智力、创造力在形式上创新，到今天应该超越这个阶段了，我们还可以把形式搞得简单一点，只要你说的是真问题。”

　　崔永元：官员的胆量大了，媒体还没跟上

　　“这好像不是我干的事儿，应该是水均益、敬一丹。我平常都是采访老百姓，跟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天然的熟络感。我也不好好说话，官员们能接受吗？我爱开玩笑，他们受得了吗？台里跟我说就是想尝试，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希望你用‘小崔会客’的方式，既能让他们讲解政策，也能展示个人魅力。”崔永元说，一开始接到通知要做这么个节目，采访省委书记、省长，让他很意外，压力挺大，“可能我做完了大家会觉得，哎呀小崔一做这个节目怎么成这样了，一本正经的，比小水(水均益)还严肃呢。”

　　让官员弯下腰，百姓直起腰

　　《小崔会客》的第一位客人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铁农，“上场我就说，我们家人听说我要采访您，特别紧张，因为怕我说错了话，惹什么事儿，被抓起来。然后周铁农说，我们家人听说你要采访我也特别紧张，怕你问什么问题我答不上来，很尴尬。”

　　崔永元很感激周铁农这句机智的答话，“一下我们两个就全放松了。”

　　第一炮打得还不错，慢慢就做下来，今年央视新闻频道的两会报道，这个栏目依然保留，“今天我跟湖南省的副省长甘霖还说呢，其实可以用轻松的方式谈严肃的问题，因为无论我们谈什么，主要是考虑传播有效，轻松的方式传播效率就高一点，要注意的是既轻松又缜密，不能因为轻松说偏了，这是要克服的风险。”

　　提及“小崔+省长”模式的产生，《小崔会客》创意人、原《新闻会客厅》制片人、2008年调任《东方时空》制片人的包军昊说，是为了寻求主流话语的另类表述。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包军昊只缺席过一年的两会报道，“两会报道是一定要做的命题作文，可做的时候记者们都头疼的一点是，会议新闻不好看，不生动，没有收视率。”

　　他觉得要做一档可视性强的时政类谈话节目，需要借用“新闻秀”的技术手段，而崔永元是最适合这个模式的主持人。

　　包军昊认为，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掌握了最大量的社会资源，“采访政府官员，观察和研究政府的政策变化、官员的主张行动，最有可能做成有价值、有影响力的新闻。”

　　之前《新闻会客厅》每周五特别节目《决策者说》的尝试，又让他发现中国的官员并不太适应电视媒体的表达，“耍不开”，以官员为对象的传统演播室访谈，很容易做出来像电视报告会，列出一二三四五，拘谨、古板。

　　于是《小崔会客》设计了很多环节，每一期除了官员，还邀请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嘉宾(2007年的节目还邀请一位社会名流担任特派义工，提供第三视角)。后来被大量模仿的“官员和嘉宾互赠礼物”的节目形式，就创始于此。

　　包军昊认为，送礼物只是让节目好看的“术”，更重要的是这个“术”背后承载的“道”：“以往电视里看到的官员往往是居高临下的教育人，我们追求人文价值，平等视角，让官员弯下腰，让百姓直起腰，潜移默化传递一种官民平等意识。”

　　起初让官员给普通人准备礼物，他们很容易会说“那送一套法律书籍吧”，节目组觉得这样感觉不对等，建议他们考虑“作为普通人给朋友送礼物时会送什么”。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郭金龙在《小崔会客》上将他夫人绣了好几个晚上完成的一幅十字绣送给小女孩涂逍涵，让在场的观众十分意外和感动。

　　观众想看到“活生生”的官

　　崔永元毫不避讳希望《小崔会客》能成为官员的秀场，“这个地方如果能成官员的秀场，我还挺高兴的。这里面既有观众复杂的心理，还有他们的希望，他们想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省委书记、省长，他有什么喜怒哀乐，他有什么发愁的事儿。”

　　崔永元没有为这个节目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相反这种说话方式帮助《小崔会客》实现了将官方话语转换为公众话语的突破。“我说话就很平实，不拿腔拿调的，不咬重音，和这样一个人交流，你拿腔拿调，很不匹配，会不舒服。”他将与官员对话的技巧总结为“稳定心态，降低声调”。

　　“我们还会通过一些小的动作设计，把官员还原为普通人。比如郭金龙，会跟我、一个小孩、还有易中天我们四个一起朗诵一篇散文，一人一句。孟建柱，他现在是公安部长，以前是江西省委书记，他推荐江西有一个地方生产的面包特别好，结尾我们两个人就比赛吃面包，看谁吃得快，一二三往嘴里塞，你会看到一个省委书记，比我吃得还快，都噎住了。你就觉得很可爱，这个人，他也有灵动的一面，也不都是板着面孔的。有时候我还会给他们出难题，比如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要送给农民工一个手机，这个手机里他事先输好了维权电话，外出打工的时候有事儿，打这个电话就行。他递手机给农民工，大家就鼓掌，我给接过来了，我说鼓什么掌啊，电话能不能用还不知道呢。在现场我就直接拨出去了，那边接通，我就冒充我是个农民工，遇到什么问题了。他说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河北的，他说河北的不归我们管，我们是管河南的。人家态度还挺好。设计一些这样的意外，考验考验他们。”一位省领导来《小崔会客》谈财政分配，为了用视觉的方式呈现枯燥的数字，节目组准备了一个大蛋糕让他来切，崔永元现场邀请这位高官：“咱们一起去把蛋糕抬上来吧。”

　　倾听的姿态很美

　　录制前十到二十分钟，主持人和嘉宾才会在演播厅外的休息室见面。

　　节目录制地点在中华世纪坛地下，环境简陋，如果第一次去，找到400演播厅并不容易。

　　在陈设简单的休息室里，崔永元会利用开场前短暂的时间跟访谈对象进行交流，把录节目最重要的技巧、诀窍告诉他们，“比如我会说，其实您如果觉得今天我们请来的其它客人说得好的话，您不必说太多的话，一个省委书记坐在那倾听市民、农民述说自己的辛苦，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姿态，倾听的姿态非常美。我们过去，只要有官员在场，肯定是他主说，其他人插两句，鼓鼓掌就完了。现在他坐在这儿从头听到尾，这很好啊。不一定说得越多越好，包括主持人都不应该说太多话，就是穿针引线。”

　　“无论是省长还是市长，演播室这个特殊的环境，对他来说绝对是陌生的，他不一定比一个市民、老板、演员更熟悉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有知情权，主持人应该告知，告诉他，他意识到了，就会做得更好。”

　　在《小崔会客》里，常常会有这样的镜头：一位农民工或企业主在详细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他旁边并排坐着的省委书记长时间沉默聆听。现任制片人李伦说，这并不是刻意而为的，完全是根据当期内容的需要而定，崔永元则说：“我第一年还会担心呢，哟，这么长时间不让他说话，他会不会不舒服？我会想办法让他插几句，有时候是该插的，有时候是硬插的。但是今年就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了，如果他说得很好，就让他说吧，我们一起听就行了，你说他听，他说你听，很正常。”

　　而对于第一次与省部级高官“排排坐”的普通民众，他所做的就是不断地鼓励他们，让他们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经历了四年的“会客”，崔永元感觉中国官员面对公共媒体的话语方式、适应力有了很大变化。比如重庆副市长黄奇帆，今年是第三次走进小崔的“客厅”，“一握手他就直接坐到我身边，说‘今天我给你放两个炸弹’。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今天要把从来没跟媒体说过的两件事在这里说出来’。一个是建中利贷的银行，一个是用私募基金来解决企业准备金的问题，都是非常大胆的经济领域的尝试。果然现在成了网上讨论的热点。我觉得他们胆量大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相比之下，“我们的节目跟不上，变化太小。”

　　做一期节目办一件事儿

　　崔永元有一个理念：做一期节目办一件事儿。“那天采访李春城书记，我让那个小孩儿赶紧反映学校的困难和问题。播出第二天，他们学校开始准备建新食堂了。”通过《小崔会客》这个平台办成的事儿还有：帮助农民修路，给农民报药费……“肯定会有人说这不正常，因为他上了节目，所以这些好处都得着了，应该日常这些体系就构建起来。我也懂，谁不懂这个道理呢。问题是目前这些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怎么办，光嚷嚷有什么用？我觉得要务实，解决一个是一个。”

　　这也是200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崔永元的一个体会：“我刚做政协委员的时候，觉得这是参政议政了嘛，我一定要多提那种大事儿，跟宪法有关的、跟制定新法律有关的，但是去年第一次参加会议，我看了其他委员的提案就恍然大悟，其实跟我们日常做记者编辑没有什么区别，哪怕在这样大的会议和场合上，你能解决一个问题，就功德无量。”

　　今年他的提案都非常具体，其中一个是搭建新的职介平台。“我觉得现在的招聘会就是一个形式，大家把简历送去，可能一车一车拉走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单位面试，能给你多少机会？跟你说三分钟就不错了，怎么能了解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要搭建职介新平台，要讲成功率、效率，树立一个人格完整的人。我特别想在中央台开一档节目，名字就叫‘找工作’，每期给三个人找工作，你可以从6岁开始讲，讲跟奶奶的感情，讲父母是做什么的，他们怎么教育你做人，让大家立体地认识这个人，就像《艺术人生》介绍一个明星似的，这样企业就会对他有兴趣。同时我还会专给企业做节目。企业的人力资源部讲，我们到人大北大去招，看中了哪些孩子，他们到我们那儿工作后有什么问题，需要他们怎么去 改正。在这儿找到工作的，干了一年，我要请回来让他讲，工作以后跟自己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成功或者失败，经验对以后找工作的大学生都有帮助。有的报纸用一个版给女孩子找对象，为什么就不能用一个版给一个大学生找工作呢？一个版就宣传一个学生，我就不信找不着。职介所能不能像心理医生一样，一进来我就跟你谈两个小时，谈得清清楚楚，听到了你的误区现场帮你校正。”

　　王小丫：“跑上”又“跑下”

　　一个“跑”字，就能描绘出王小丫从2001年开始每个春天的状态。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推出《小丫跑两会》专栏，一炮而红。这是央视第一个以主持人个人视角包装的两会报道栏目，也是两会报道人际化传播的开创者。

　　2009年，《小丫跑两会》进入第九个年头。而央视各频道推出的“名嘴+两会”栏目达到了8个。两会报道的竞争在中央电视台内部已趋白热化，新栏目要以鲜明的特色脱颖而出，也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9年前小丫引起的轰动，在很多人看来，主要是因为每天坐在演播室里的年轻漂亮的主播“跑进”严肃的政治会议报道，视觉和心理上都拉近了民众与两会之间的距离。事实上，这个“跑”字也很值得推敲。到今天，王小丫依然强调，在各式各样的两会报道中，自己栏目最大的特色就是“跑”，“跑，一定是深入基层的，互动的，不光是传达会议精神，也要把百姓的想法传递到会议上，是双重的跑动。”

　　第一年跑两会，“我完全就像战争当中的女战士扎紧了皮带往上冲。机器架好了以后，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又一定要说，基本上是每天跟着大会议程走。跑完两会，我自己有一点糊涂，因为我发现，我说的东西，与其他新闻播音员说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些名词，这样的一些标题。”

　　王小丫和同事们开始思考：两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两会的报道？从此《小丫跑两会》确立了一以贯之的民生视角，并由经济频道的定位出发，提出“最大的经济就是民生”。

　　九年来《小丫跑两会》似乎一直在探索将“民生”与“国是”勾连的电视表现手段，节目形式几乎每年都有变化。2006年王小丫在两会期间专门开通了一个工作博客，用以收集民间声音，这个博客一度创造了日点击量最高的纪录。2007年《小丫跑两会》借家事谈国事，11天里每天将一个家庭请入演播室，通过他们的故事展现教育、医疗、物权法、农民工等热点话题。这一年两会闭幕式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王小丫将自己博客上的9000多条留言整理成册，递交给了温家宝总理。“随着两会越来越为老百姓所重视，我们也越来越急迫地寻找民意上传下达的互动方式。”

　　今年“两会未开，小丫先跑”，从2月开始，《小丫跑两会》栏目已经启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王小丫“跑了近半个中国，东至浙江、上海，西到四川灾区，南到珠江三角洲，中部切入安徽腹地”。栏目组在全国选取了11个“保持经济增长的点”，在《小丫跑两会》的视角里，这些地方在目前经济危机形势下都有各自保持经济增长的创新办法，比如新型经济带动就业发展、便民金融、农民工返乡再创业等。小丫认为这一次跑得最扎实，“民生角度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角度相结合，两会召开时再回到北京，把这些点和会议作一个链接，跟代表委员、当天的议程结合。”

　　面对越来越多栏目涌现造成的采访资源竞争，王小丫说：“有更多的传媒用大家喜欢的方式来报道两会，这是非常有利于观众、有利于整个社会进步的事，我们都互相体谅关照。”

　　两会聚焦•媒体

　　我们就做分组审议，要看人大代表是怎么履行职责的。

　　只有这个地方呈现出了真正的思辩、争论、交锋、博弈，呈现出了民主的实质。

　　柴静：选择多元声音的两会新闻

　　2009年3月6日晚7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里没有出现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而是选择播报了一条全国人大代表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履职的新闻，两位基层人大代表在分组审议当中关于“粮价到底该不该涨，怎么涨才合理”的辩论。

　　这一条新闻的主播是柴静，编辑自当天新闻频道《两会进行时》的直播栏目《见证履职 共商国是》。柴静将镜头对准了辽宁代表团的分组审议会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引起了代表们热烈的讨论。

　　毛丰美代表是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的村支书，他觉得这些年农民太亏了，城里人的工资涨了二三十倍，农民1995年一亩地盈余200块钱，到现在还是盈余200块钱，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另一位代表赵喜忠是个粮库主任，却认为粮价一涨百涨，宏观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将来农民也是受害者。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3月6日晚8点，柴静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今天的节目是中国电视报道中没有出现过的形态。”语气中难掩兴奋。

　　重新选择新闻战场

　　《柴静两会观察》开播于2006年，到今年，她觉得自己才真正理解了两会的实质所在。“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代表们来开会是来干吗的？第一是来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工作报告、两高工作报告，第二要提出自己的议案，对决策者作出建议和批评。什么叫审议？审查和评议。如果仅仅是听取，简单的举手表决，那审议就失去了它的内涵。”

　　于是她和团队完全放弃了前三年的报道方式，栏目名也更改为《见证履职 共商国是》。“我们一次都没有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去跑大的会议，我们就做分组审议，要看人大代表是怎么履行职责的。”很多同行一开始并不理解她的选择，“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放弃了新闻的主战场—他们把人民大会堂东门前面的那片广场叫新闻的主战场，因为在那儿可以围追堵截到各种明星代表，政府高官—但我认为真正的新闻战场是在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小会议室里，只有这个地方呈现出了真正的思辩、争论、交锋、博弈，呈现出了民主的实质。”

　　柴静认为，以前看履职，只看到一个结果，“对一项政策表决了，十比一通过，不知道那个“一”是谁。他为什么要反对？他有依据吗？这政策出来后对他和他代表的选民利益有什么影响？他们会被说服吗？如果不被说服，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些我们都不了解。”今年柴静想要展现的是过程，“我们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两会，真正的两会是多元的声音，多元的利益不断博弈。这是社会的本态。哪有说几千个人大代表出来都是一个声音的？不是这样。在分组讨论现场，激烈的争论很多，为什么以前这些没有被呈现？因为它们没有被选择。”柴静说，新闻是选择的结果，你选择什么来报道，你选择什么来呈现，就决定了观众看到的两会是什么样的。

　　在《见证履职 共商国是》的第一期，柴静请导播将镜头切到了分组审议会场一个空空荡荡的会议室，她说看上去这些椅子上一无所有，但是它们代表的是被宪法所赋予的神圣权力和责任。“《论语》中子路问孔子：‘如果您从政的话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但凡去做一件事情之前，我要首先确定我的合法权力的边界，然后才能清楚地去履行职责。对于人大代表来说也是如此。”

　　坚守自己的权利

　　民主的履职是《新闻联播》的头条，在柴静看来这就是一种选择。节目播出后也受到了中央电视台管理层的好评。“很多时候是自己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不敢在思维上作出一些尝试。”

　　“为什么我们敢这样去做？因为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两会当中，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明确地说了，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它是人类共有的价值观。而且《宪法》规定了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确定了人大代表要履行知情、参与、监督、表达四项权力，那我们当然要把这四项权力践行到底。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两会前一天，刚刚号召代表深入领会《宪法》精神。我们要建设一个宪政的社会，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为什么要用直播的方式？是因为两会不仅仅属于这几千名代表。如果你觉得两会跟自己没关系，他们怎么说是他们的事，那你就忽视了你作为公民的权利。”

　　柴静觉得，无论政府、代表、公众或媒体，都在慢慢地学习。

　　“三年前的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明确的价值观，我也会被自己头脑中的固化思维束缚。近两年我才知道‘我是谁’，就像代表们回答‘我是谁’一样，我们都重新回到自己的法律角色上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价值改变。”柴静说，这个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不是要靠批评谁、指责谁来完成的。“以前我们总是说，媒体应该有启蒙大众的职责，我非常反感这种说法，因为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启蒙大众？我们不是传教士，更不是职业教师。但是我们有责任启蒙自己。启蒙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

　　去年《柴静两会观察》报道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异地接续问题，柴静和三个农民工代表一起去西城区劳动局质询局长，农民工代表就给她以很大的启发和触动。

　　“我第一次如此切身地感觉到什么是人大代表。他们在平常生活中是三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在脚手架上工作，一个月挣1000块钱，很少跟政府官员当面对话，更不要说质询。”柴静说她当时问其中一个代表，那天站在局长面前为什么能这样去做？代表告诉她：“因为我的背后站着两亿人。”

　　“他们给我的感动是，让我由衷地认识到，改变我们这个社会、推动我们这个社会的不仅仅是政府这一层力量，人大代表作为最高权力的践行者，他们是有责任去监督和质询政府作为的，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的利益要靠他们来捍卫。我们不要再去抱怨，首先要问自己，我们相信这些权力吗？假如相信，就要去坚持这些权力。”柴静把她的这些思想也带入了她的节目，并用报道的形式向电视观众作了表达。

　　张泉灵：两会工作在变，促使新闻在变

　　早晨6时20分，张泉灵从中央电视台出发，和团队一起赶赴人民大会堂。从清晨代表、委员进入会场之前，直到晚上会议结束，一整天她都呆在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核心之地，用央视新闻中心“最好现场记者”的眼睛观察两会。

　　《泉灵看两会》是新闻频道在2008年两会期间推出的新栏目，最重要的特点是“直播态”。它独立于大会直播系统，单独设立一套小型机动直播体系，主要承担各场次大会直播中、开幕前和闭幕后的报道。“之前两会一直是个高高在庙堂上的东西。我们希望用直播的方式，将人们在时空上有距离的人民大会堂拉到你的客厅里，只要你打开电视，就能看到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两会。”

　　加强进行时、直播态

　　张泉灵说，这个节目设想之所以能实现，跟人大和政协工作本身的改变和开放程度有很大关系。2008年以前的两会直播，主要是对新闻发布会、正式大会的直播，“以往很难想象去直播一场正在进行的小组讨论会，除了允许的新闻发布会之外，你想在哪儿架直播车就在哪儿架直播车，代表散场、入场可以随便让你拦着采访，以往都要去递申请的。因为整个两会本身的工作作风在改变，让我们早有的想法在去年成为可能。”

　　按照惯例，审议两高报告的大会是不直播的。2008年同样也没有用公用信号对两高的大会进行直播。但是张泉灵在外面的演播室，可以手持一份最新拿到的两高报告随时跟大家播报进程，解读正在进行中的某个重点。“其实是改变了方式，把直播的角度放低了，内容扩展了。”

　　第一次对两会进行空间更广阔的直播态报道，新闻频道的准备还不充足，张泉灵说：“去年从小组讨论到新闻发布会到开大会的直播，都是由我们这个组来做，就做得特别赶。”

　　尽管今年新闻频道的《两会进行时》报道，依然出现了不同采访小组访问同一个代表、委员的情况，但张泉灵认为，各栏目有清晰的定位和区分，关注的问题、提问的角度各不相同。

　　“同样是访问邱继宝，柴静的角度是见证他如何履职，我关注的所有事情是跟当天的新闻有关系。比如3月9日下午总理要去浙江团，浙江又是当前经济形势下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就打听到邱继宝要有一个发言，要对总理讲到底企业需要政府的哪些支持。既然下午他要对总理讲，上午我们就让他对直播镜头先讲。”张泉灵说这在以往也很难想象。

　　两会每天的热点，在张泉灵看来大部分是可预测的，比如“最高法院今年的报告以什么样的形式通过，多高的票数，代表们会提什么样的意见，肯定是个焦点的话题。”因此被请到人民大会堂二楼回廊的演播室，接受张泉灵现场访问的嘉宾，大部分是提前预设的，但也有例外。

　　“今年政协的新闻组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这批人跟着赵启正过来，之前都直接做过新闻工作或新闻管理工作，他们很清楚媒体要什么。”

　　3月8日，政协大会发言之后张泉灵想请一个嘉宾到演播室来，她就去跟政协新闻组约，问他们有没有推荐，因为新闻组提前拿到了发言材料，知道哪个比较精彩。“结果新闻组的组长跟我说，你是想要我们现在觉得不错的呢，还是想要在发言之后所有的政协委员都觉得不错的？如果你想要后者，我们就现场替你听掌声，谁的掌声最多，我就把谁送到演播室来。”张泉灵说那天直到嘉宾走进来之前，她都不知道到底会是谁。

　　更重视媒体，更尊重民意

　　“吴邦国委员长今年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里，专门列出了一条，2009年人大要加强和改进新闻工作。”张泉灵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她承认，在两会报道现场，中央电视台面临着比其他现场更激烈的媒体竞争。“两会有一个新闻的规章，你登记了，就可以注册为记者，对各媒体有些名额的分配。中央台会受到一些名额的照顾，因为我们每年要完成公用信号的制作，但事实上你该跑还得跑，该约人还得约人，两会不是说你中央台他就把这个嘉宾给你，要看谁先递交了申请，还要尊重代表和委员自己的意见，很大程度上竞争的确很激烈。”

　　今年的两会报道，张泉灵明显地感觉到，网络媒体正在成为极其强劲的竞争对手。“去年中央电视台有多少个能进会场的记者名额，今年人大和政协不会多给我们一个，但是网络媒体差不多多了一倍的记者证。他们特别看重网络媒体，跟电视媒体比，网络互动性更好，更广泛，他们希望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吸引到更多老百姓的关注，也希望倾听到更多的民意。”

　　从新闻报道者的角度，张泉灵觉得，10年前两会就是个会，现在两会是件事儿。“以前两会也是在讨论咱老百姓的事儿，但总是让人觉得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隔膜，很多时候老百姓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今年从人大的文件到政府工作报告，所有的话都越来越朴实、实在。话大家听得懂，内容言之有物。”

　　今年在人大的工作报告上张泉灵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原来它是按照人大的几方面工作来划分的，立法工作，监督工作，代表工作，自身建设工作，日常性工作，年年肯定是这五方面。这是一个什么态度呢？就是‘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但今年的报告，对2008年的工作回顾，是用大事记的方式，比如说‘抗震救灾的时候我做了什么，一年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上半年要压下半年要养，在这个工作中我人大配合做了什么’。看起来只是一个写法上的变化，其实是态度的变化，更重视‘去年你经历了什么’。”

　　“我今天在连线的时候还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工作报告的语言语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致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报道工作。原来每年我们拿到政府工作报告，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解读，因为老百姓看不懂，所以需要媒体来做翻译。今年我们当然还要解读，但我们的解读是媒体视角，我看这份报告认为重点是什么。因为所有老百姓拿到这份报告都能看得懂。原来报告中会有一些词需要做延展，比如加强社会保险机制，没有说怎么加强，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会很详细：社会保险机制加强到底是加强哪方面，中央要投入多少钱，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很实在。”张泉灵说。

　　柴静：我们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两会，真正的两会是多元的声音，多元的利益不断博弈。这是社会的本态。哪有说几千个人大代表出来都是一个声音的？不是这样。在分组讨论现场，激烈的争论很多，为什么以前这些没有被呈现？因为它们没有被选择。

　　崔永元：其实可以用轻松的方式谈严肃的问题，因为无论我们谈什么，主要是考虑传播有效，轻松的方式传播效率就高一点，要注意的是既轻松又缜密，不能因为轻松说偏了，这是要克服的风险。

　　王小丫：跑，一定是深入基层的，互动的，不光是传达会议精神，也要把百姓的想法传递到会议上，是双重的跑动。

　　张泉灵：之前两会一直是个高高在庙堂上的东西。我们希望用直播的方式，将人们在时空上有距离的人民大会堂拉到你的客厅里，只要你打开电视，就能看到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