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是一个体系
接着，徐显明提出了正义体系的概念：“说我们走向正义的时候，不是某一个方面有正义，在全体系的设计上都要有正义，那么这就涉及到整个国家管理的最顶层的设计。”
徐显明说，正义体系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处在基础部位的叫制度正义，就是你设计这个国家的制度是不是突出了正义，正义的基本标志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现在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有两个非正义的因素是需要克服的。第一个就是身份上的差别，你看我们的城乡差别也好，其他差别也好，最终都导致了人和人身份上的差别，一个人被尊重，一个人获得社会利益，如果不是根据他的德行和才能，而是根据身份，这就是非正义的。我们所讲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这些都和人的身份有关系。这些身份都是非正义身份。第二个不正义的因素就是权利体系是二元的，因为人的身份有差别，所以根据不同的身份我们设计了不同的权利体系，像城镇居民，他所拥有的权利，与农民的权利就有差别，我们现在正在逐步地来消除它。过去在政治权利上的差别是巨大的，这次你看修改选举法，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来产生人大代表，这就是为了消除他身份上的差别，就是消除身份上的差别导致的权利上的差别。所以制度设计先要正义，制度设计正义在于立法。我们构筑法律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构筑一个正义体系，就是来设计整个国家的基础正义。
正义体系的第二部分叫分配的正义，指整个社会的资源财富，怎样使每个公民合理的享有占有。它又分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里边，主要指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社会资源，获得社会报酬，你的付出和你的所得应该有个合理的比值，如果你能感觉这个合理的比值的话，这个社会就是正义的，反之，就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就充满了矛盾。在第一次分配中有四种非正义存在：第一种就是劳而不得，像黑砖窑，被强制劳役的那些人，常年在里边劳动，什么也得不到，我们的农民工在城里边，工作一年，到了春节准备拿点钱回家结果讨要工资讨要不到，这就是劳而不得，劳而不得是最大的不公，这种不公平产生在弱势群体身上。第二种叫多劳而少得，他付出的非常多，但得到的很少，我们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三十年，其中高投入里边有我们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里边包含着知识分子的人口红利，你看现在一些对国家对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国企老总比起来，其所得是非常少的。两弹一星元勋们身后都无多少财产。中国一个大学校长的报酬，相当于香港同类型大学的校长的二十分之一，这叫多劳而少得，这部分人构成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第三部分叫少劳而多得。在中国表现在第一次分配里，是在垄断企业里，春节前报道武汉一个电力公司四五个亿，就几百个人在那里分，多的可以分到一千来万，少的也是几百万，这就叫少而多得，电力公司看电表的和水厂看水表的，小学的学历就可以看清楚了，但看电表的收入可能是看水表的十几倍，这就是少劳而多得。那么第四种就是不劳而获的，所谓的灰色收入，贪污腐败，特别是利用各种裙带关系，利用公共权力无情地、大肆地、肆无忌惮地来侵吞国有资产，这些都是不劳而获的，如果在第一次分配中出现这么多不正义的话，那社会一定是充满着矛盾的，所以分配的正义关键看第一次分配。但是，现代社会跟过去的差别，表现为现代国家要提供第二次分配，国家把税收收上来以后，他要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看四大社会保障人们是否能平等地享受，第一是教育保障，我们有义务教育，第二个是劳动保障，政府一定要保证公民要就业，第三个是健康保障，就是医疗保障，第四个是养老保障。这四个是我们每一个公民都需要的最基础的公共产品，要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现在在二次分配上，也是出现了巨大的差别，社会保障如果也是人的基本权利的话，这个权利就是“生存权”，要在生存权或社会权上实现正义，就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义务教育要均衡发展，要更多地关注农村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障要涵盖农村，涵盖所有的人口，这些都叫二次分配。所以我们建设法治政府，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责任政府，我们的政府要把两个责任都履行起来，第一次分配的时候你放任了四种不公发生，政府就失职，第二次分配中你提供的产品不足，叫政府不作为。
正义体系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矫正正义，也被叫做司法的正义。我应该有的东西，我得不到，我已经有的被别人侵害了，这两种情况一旦发生，用什么办法来消除我的这种被侵害感？最后的途径是司法，通过司法来矫正正义，所以第三种正义叫做矫正正义，也被叫做救济正义。正义能够得到恢复，在救济过程当中，把被剥夺的那种东西找回来，把失掉的东西找回来，把被侵害的东西要通过司法渠道给补偿回来，有些没法补偿的，如我的身体被别人侵害以后致残了，那么社会要给他一种正义，要用惩罚的办法来使加害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让被害人心里边有种正义感。这就叫做矫正的正义。
“所以这样一个国家的正义体系，制度的正义、分配的正义，再加上矫正的正义，这三个一块建设、一块设计，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才能建成我们所说的法治社会、正义社会和和谐社会。”徐显明强调说：“现在正义的构筑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了，这样的话，用正义来统领我们的四种建设，可能就是我们创新社会管理必须进行的选择。”
王利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四大特点
新中国首位民法学博士，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参与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法律起草工作，物权法草案主要起草者之一，作为记者采访的又一位法学精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何特点”这样一个已被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依然进行了全新而系统的解读。
四个特点
“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法治建设历程的一个总结，而且也可以说是向世人宣告了我们已经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历史，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所以意义非常重大。”王利明说，他个人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就是法律体系注重本土性，这就是我们讲的中国特色，它从实践中来，又服务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从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这个过程转化，我们不是采取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来制定每一部法律甚至每一条规则，在这一点上，确实和很多国家不一样。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他们在很多法律制定如民商事法律，都是大量地、完全照搬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等等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所以德国每修改一部法律，这些国家也要相应地赶紧修改。我们不是走的这样的道路，但是我们注重本土性，确确实实使得立法的任务更为艰巨，更为繁重，同时因为我们强调本土性，也使得我们这部法律体系不仅仅保留了社会主义性质，更注重了他的实践性、实效性，具体的针对性，所以我觉得这确确实实是我们法律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法律体系注重了人民性。我们的法律本质上就是反映人民的意愿，我们的法律制定过程，通过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的方式，也集中了人民的智慧，也可以说每一部法律确实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我们不能说，民主立法就等于科学立法，但是没有民主立法就没有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科学立法的前提，正是因为我们注重了这种民主立法，所以才有效保证了我们立法的倾向，像物权法，经过13年8次改进，开了许许多多的研讨会，特别是把立法在网上，在媒体上公布，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这个确实是我们一条重要的宝贵的立法经验。美国通用公司的法务总裁多次和我讲，中国立法在网上媒体上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他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而且感到很惊讶。这个总裁对美国议员说你们还要向中国学习，不能说没有道理，确实这种方式能够广泛地集中民意，保障了我们立法质量。
第三点，法律体系注重了完整性。我们之所以可以说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因为三个层次七个法律部门的基本的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尽管我们不敢说完备了，但可以说完整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已经建构起来了，这是从形式意义上讲，那么从制度层面上来讲，我们还可以总结出很多的理由，比如说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和制度，比如像物权法、合同法，这些重要的法律，实际上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已经把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构建起来了，这个道路走过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构建一个这样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西方很多国家用了几百年的道路，我们只是用了可以说三十多年就完成了。我们可以说已经建立了一个私权的体系，救济和保障机制，这点也是很不容易的，从民法通则开始，到后来的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全面地构建了一个私权体系，老百姓的人身财产权利在法律上做了一个全面的规划，而且对权利在受到侵害后的救济，都做了较为完整的规定，这是它完整性的一个方面。此外，这些年我们在民生立法方面，已经基本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和框架，这些都表明，我们的法律体系可以说已经基本建立和形成起来了。
第四点，我们的法律体系注重开放性，吴邦国委员长反复强调，法律体系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不断完善。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学工作者，见证了这个法律体系的形成，也深切感受到这个体系来之不易，从内心深处感到，有这样一个体系，结束我们无法可依的历史，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其他立法工作者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点建议
“不能说法律体系建立了，就万事大吉。”王利明接着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一点就是加快推进民法典的制定工程。我们尽管已经制定了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但是还没有制定一部法典，体系化程度还不是太高，我们属于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成文法系的标志就在于有民法典，因为大陆法系又叫民法法系，就因为凡是大陆法国家都以民法典为标志，因为没有民法典，所以造成了体系化不是太高，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性，比如举例来说，我们颁布了这么多重要的民事法律，但是每一部法律出来以后，都和原来的法律做了很多修改，但是新的法律里面不可能也没办法把每一处给他列出来，这样一来，原来的哪些法律被修改了，法官也好，老百姓也确实不知道，使用起来感到很不方便。比如担保法，后来物权法大部分都修改了，但物权法不可能把担保法哪一条修改了都列出来，所以有的法官还在适用担保法，这个确实影响了法律的使用，所以必须要通过制定法典，通过体系化把他完成。国外的民法典，修改后都注明了哪条哪条修改了，法官一看就非常清晰了，就能准确地适用法律。
其次就是要注重法律解释工作。在法律体系建立之后，我们应该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应该更注重对现有的法律怎么样通过解释来适用。因为一句谚语：“法无解释不得适用”，法律不解释的话是很难使用的，我们不解释就只能是推给法院去解释，但是完全推给法院去解释，法院就必须出大量的司法解释，这不是个好办法，而且有很多内容跟立法发生冲突，所以要注重人大的法律解释，其本身就是立法的组成部分。法律解释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作用，他具有与“废立改”这样作用不同的功能，因为很多法律通过了之后不能马上就修改，马上废除，它会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大大减少了老百姓对法律的期待，但是法律又可能出问题，怎么办？很多国家都是通过法律解释的办法来弥补这个缺陷，所以法律解释有很多功能，在这点上我们注重不够，过去很长时间要建立法律体系，我们注重的是立法，但是现在法律体系建立起来了，我们就应该转向注重解释了。
第三点，要注重立法的配套。过去注重立法的配套主要是在法律与法律之间的配套，但是我们既然强调的是法律体系，而这个法律体系是三个层次，甚至把司法解释包括进来的话，还有更多，这些层次相互之间的配套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应该注重、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如物权法关于征收的规定，如果不修改拆迁条例，很长时间都是形同虚设，没有用的，拆迁条例长时间不修改的话，物权法关于征收的规定就根本不能实施。所以这个法律在制定的时候，就应该把有关新的法规配套纳入进来，协同来考虑。所以我们不仅仅通过备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在立法规划的时候就应当要考虑到，法律和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的配套，尤其是我们在备案中发现出现了不和谐不一致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确实需要我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