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村是怎样炼成的
三重风波后,自生自灭的村庄开始诞生。
本刊记者 朱文强 实习生 董雅韵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青龙山村的诞生?
在长达12年的自由生长之前,青龙山村曾遭遇三次重大风波。村民承包了土地,却在无通知的情况下,一夜被淹没;村民信任市长的承诺,盖了学校建了路灯,却在4个月后遭遇强拆;被迫返回废弃的村庄,种了一夏天粮食,却遭遇政府“抢粮”……
三重风波,一步步削弱着政府和民众间的信任,当信任崩溃后,自生自灭的村庄开始诞生。
夜洪
所有的变故,起始于1989年。那一年,沉寂的山村迎来了爆炸性的消息。
村南的河谷要修建一座“西泉眼水库”,文件显示,这是哈尔滨市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村民一开始并不抗拒移民。1992年春夏之交时,村里来了移民办的官员。移民办开始统计各家人口、土地、房屋等数据,作为最后的补偿和安置依据。
恰在这时,村内流言四起。
村民杨玉明发现,有些村民住的土房,统计时却变成了砖房;有的人种了川贝,结果却统计成邻居的产业;更夸张的是,有的村民家一夜之间就凭空多了好几口人。他认为在统计过程中存在舞弊和腐败,并向移民办和村委会反映,但不了了之。
杨玉明随后搜集相关的材料。青龙山村的移民黑幕逐渐被揭开。1993年签订协议时,耕地的赔偿标准比国家标准低了差不多一倍。
最后分到的赔偿款也有问题,根据《补偿协议书》,西泉眼水库共向村委会支付404万余元的土地赔偿,以村委会统计的1208口人计算,人均应分得3300余元,但村民们人均仅得到2200元。多年后,官方承认存在扣发补偿款的现象。
杨玉明和其他村民开始信访,反映问题。他们从移民办、水利局一路反映到水利部、国务院办公厅,但事情仍未解决。1992年至1998年,村民共上访142次。
青龙山村的移民,成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移民办有钱时,就迁出几户。拖拉至1997年,青龙山还剩下105户没有搬走。
此时,虽然物价翻了几番,但赔偿标准仍按照1992年标准施行。
这让剩余的105户村民绝望。他们决定不再搬走。1997年春天,水库把已经搬走的村民家的地,以20元一亩的价格承包给留守的村民。
村民在地里种上了玉米和黄豆,试图将生活延续。然而当年8月18日深夜,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水库突然关闸蓄水。
大水冲过了玉米地,涌进了村民家。
“快跑,逃命!”惊醒的村民,穿着背心裤衩跑上了山。天亮时,他们看到,辛苦种了几个月的玉米地已化为一片汪洋,很多村民家的房子被淹得只剩房顶。
“这不是出尔反尔耍我们吗?”村民划着船,想抢点玉米,但最后连口粮都难以保证。
从前对信访不屑一顾的村民也加入了告状队伍。村长的儿子于立友带着六七十人坐汽车上北京,哪怕一车人因为晕车吐得东倒西歪,也要讨个说法。
反悔
村民在北京的活动,引起了哈尔滨市政府的重视。1997年,时任哈尔滨副市长的张松岭会见了村民代表。并承诺市里拨款50万,作为淹没土地的赔偿。
1998年3月,哈尔滨市同意105户村民不再外迁,搬到青龙山村的高地继续居住。
市长的保证让村民安心。青龙山村再现红火的场面。村委会在村北修起了一座砖房小学,还给孩子们建起了篮球场。村子里增设了输电线、变压器,贯穿村子的大路两旁也竖起了路灯。
可4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政府反悔了。相关部门突然通知村民,青龙山村一户不留,在年末之前全部搬走,完成异地安置。
当年11月,村里张贴公告,要求村民12月10日前一律搬出。逾期未搬,将实施强拆。
12月11日,天降大雪。北风混杂着雪花,呼啸穿过整个村庄,也冻僵了村民的希望。
那一天,强拆令来了,命令村民在规定的时间内收拾好行李,在家等候搬迁,否则“后果自负”。
强迁令措辞强硬,“如不服从此令,可向当地人民法院诉讼,但在法院未正式判决以前,不影响此令执行。”
当日,百余辆铲车和货车冲进村内。村民的家具被强行扔出户外,铲车在几分钟内就推平了老宅。村民被赶进货车,一辆辆货车排成车队,驶出青龙山村。
村民在车上望着生活了5代人的家园。新增的电线被割断,变压器被运走,路灯被一根根拆除,村内那口日本人打的老井,也被灰土填埋……
大雪慢慢遮掩了一切痕迹。除了一户养蜂人,一所废弃的小学外,青龙山村这个地名从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消失了。
返乡
被货车运走的村民,将被打散,送往散布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尚志市、香坊区下属的多个乡村安置地。
然而村民并不愿意去。有些家庭得到了万余元的补偿款。但这笔钱在安置地买房买地并不够用。
曾在安置地待过的村民称,他们在安置地只能住别人家的仓库,每户分得五六亩地。而在青龙山村时,他们每家平均有六七十亩地。缩水十倍的土地,靠种地只能入不敷出。
吕崇是第一批被动迁的青龙山村人,1992年,他与政府签订了动迁协议,拿到了7000多元的补偿款。当时他被安置在哈尔滨市香坊区幸福乡信义村,和他一起迁走的还有另外17户。
这个村子位于哈尔滨城郊,吕崇一度感觉幸运,以为从农村来到城市。但接下来的19年,他感到愤懑。“我们老憋屈了,根本享受不到当地村民的任何待遇。”
他花了2万多元钱盖了房子,但他承包不到土地。至今他靠打工来养活一家人。
“现在村里给村民交医保,我们这些外来户根本没份,村里卖地分钱,也没我们的份。”吕崇说。
当年那些一直与移民办商谈,希望拿到更多补偿款的村民,境况更差。他们没有补偿款,在安置地难以生存。
村民贾相有是没有签订协议的村民之一,他没拿过一分钱的补偿款,只能投奔镇上的亲戚。他家6口人中,最大的孩子7岁,而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被强迁后,他彻底失去收入来源。
还有的村民,在修学校、建路灯后,一度误认为青龙山村不会再搬迁,把补偿款退回了村委会。强拆后,等待他们的只有流离的生活。
忍过一个难熬的冬天后,四散各地的村民开始联络,商量对策。一次在村民家开会时,有人提出,现在这样还不如回青龙山村,起码那些没淹的土地足够养活全村人。
1999年4月10日,100多名青龙山村的中年村民,作为“先遣部队”,乘夜摸回青龙山村。他们一路翻山越岭,提着农具,背着简单行囊,像游击队员一般。
在废弃的村前,他们仔细打量劫后的村庄。
从前一望无垠的田地现在已经杂草丛生,被推倒的房屋还在原处,木料四处散乱着。
村民们发现了幸存的小学校舍。他们在教室地上撒上干草,垫上破旧的军大衣,当做宿舍。晚上时,村民不分男女,打通铺和衣而睡。学校的操场上,村民们拣了些砖头,抹上泥,搭起简易的灶台,妇女们负责供应全村的伙食。
时光仿佛在村里倒流了。村民们又回到了五十年代的集体制时代。
他们决定按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吃大锅饭,集体种地,年末再按照每家出的劳力分成。大家凑钱买上了化肥、农药、农具、种子。机动车进不了青龙山,男人们就一趟趟沿着陡峭的山路,把需要的东西扛进村。有些男人觉得太苦,坐在山路上嚎啕大哭。
到了夏天,孩子们陆续被接回来了。村民搜集起以前房子的旧木料,将草料拌上泥土,在村里盖起了古老的土坯房。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个家的样子。
1999年那个秋天,青龙山村民似乎转运了。地里收获下来的玉米和黄豆,像小山一样堆满了整个学校操场。秋风吹过成片等待收割的庄稼。
然而,等待村民的不光有丰收,还有“抢粮”的队伍。
抢粮
此前,青龙山村的“遗民”早就听到风声,偷偷回村种地,属于“违法占有国有土地,违法毁林开荒”,政府终究会处理。有人还听说,政府准备在收获时抢粮,并且为此已经腾空了平山镇的粮仓。
1999年的重阳节,村民的担心成为现实。
正在田地里收粮食的村民突然听到消息,哈尔滨市移民办的官员带着法院、特警来青龙山村没收粮食和屋舍。
男女老幼闻讯集合,由妇女打头阵,齐刷刷跪在了进村的山路口。此时,“抢粮队伍”已经进山,约140台轿车、铲车还有运粮的货车组成庞大的车队。在村民下跪地点前数百米处,车队停下,双方对峙。
多年后,哈尔滨政府回应当年的情况称,当日,哈尔滨市移民办、二区二市法院、二区二市公安员“深入现场依法拆除房屋”。
而在村民的叙述中,当时一辆顶部装有喇叭的小轿车向村民的方向开来,循环广播着关于村民犯法、依法执法的内容。车的两边各有3名牵着狼狗的特警。车后还跟着60多名穿着防暴背心、拿着镐耙的执法人员。
慌了神的村民喊起了“毛主席万岁!”,希望能保住废村收获的第一季粮食。执法队步步逼近,当事村民称,狼狗的头快贴到下跪村民的脸上。混乱中,有人脚部被轿车压伤,双方爆发冲突。
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材料显示,当日 “村民暴力抗法,4名干警被打伤,部分执法车辆被砸,执法强迁行动未能成功。”
村民称,村内也有多人被打伤,各家凑了钱给伤者治病,一年的收入又所剩无几。
“抢粮风波”过后第二年,由于没有政府管理,村民开始自行圈地。村民把土地划成了四块,每块由22户合种。第三年,土地又分给了个人。加上陆续开荒和租种林场的地,如今每户的土地最少有六七十亩,最多有三百多亩。
提及当年风波,村民妇孺皆知,他们戏称为“鬼子进村”。此后每年收获季节时,都提心吊胆,担心粮食易主。
事实上,也正是“抢粮风波”绷断了村民对政府的最后一丝信任。从那之后,青龙山村沉寂了,漫长时间内没有政府人员进村。青龙山村开始如野草一般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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